火车向东。兰州往东是定西，定西往东是天水，
天水往东是宝鸡，宝鸡往东是西安。
每过一个站，离家就近一点。
每过一条隧道，山就绿一点。
过了西安，窗外的山开始变瘦。
不是北方那种圆滚滚的馒头山，
是刀切过一样的、一座一座站在那里的山。
山上的苞谷地斜挂下来，在风里摇，
摇得我心口发紧。这是秦岭，这是巴山，
这是我从黔西北去兰州时路过的同一座山。
四年前往西走，觉得山越来越高，心越来越悬；
四年后往东走，山还是那么高，心却往下沉。
邻座是个女生，也是毕业生，戴着耳机听歌。
她忽然摘下耳机问我：你去哪儿？
我说贵州。她说她到重庆下，考上了那边的公务员。
我说我也是公务员，在黔西北的县城。
她笑了：那以后是同行了。然后又把耳机戴上。
窗外的山继续往后退，一重接一重。
天渐渐黑了。过重庆时，江面上亮起灯，
万家灯火倒映在水里，被船划开，又合拢。
车厢里有人泡面，有人打牌，有人靠在椅背上张着嘴睡着。
我盯着窗外，看见玻璃上映出自己的脸——
和四年前第一次坐火车时一模一样，
只是眼睛下面多了两道青色的影子。
那个在月台上塞给我通知书、推我一把的人，
正在黔西北的夜色里等着。
他头发又白了一层，扁担又弯了一寸。
四年里他一个字也没催过我回家，
只在汇款单附言里一次次写：多吃肉，别省着，天冷加衣。
现在我要回去了，不是回去种苞谷，
是回去考自己那亩看不见的地。
凌晨到站。车门打开，黔西北的晨雾涌进来，
凉凉的，湿湿的，混着泥土和草叶的味道。
四年了，这股味道藏在棉被里，夹在笔记本里，
贴在汇款单的红色印章上。
现在终于又闻到它——不是想，不是梦，是真的。
我拎起箱子，走出车站。天还没亮，
山在远处蹲着，苞谷地在路边沉默着，
风从坡上吹下来，吹过我的脸，
和四年前送我走的那阵风是同一种温度。
走的时候是秋天，苞谷刚收完；
回来的时候还是秋天，苞谷也该收完了。
种的人还在，地也没荒，只是收成不一样了。
四年前我带走了一布袋炒苞谷面，
现在带回来的是一箱子书、一本笔记本、
一沓没寄出的信，和一个说不好还回不回得去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