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结束，回到学校。
食堂窗口前排队，打了一份土豆丝，
夹一筷子放进嘴里，是咸的，放了酱油，
不是母亲用酸菜炒出来的那个味道。
嚼着嚼着，忽然觉得哪里不对——
不是土豆不对，是我自己不对了。
这次回家，我发现自己站在院坝里时，
脚不知道往哪儿放。从前赤脚踩在泥地上，
脚趾抓着土，像苞谷根须扎进坡地。
现在穿着从兰州买回来的运动鞋，
怕沾泥，怕踩鸡屎，怕弄脏鞋底。
那块我赤脚跑过十几年的院坝，
忽然变得陌生了。
我站在上面，像一个客人。
去坡上看苞谷地，父亲走在前面，
我跟在后面。从前我走那条山路不用看脚下，
哪里有一块石头，哪里有一道沟坎，
脚自己认得。现在走得小心翼翼，
怕崴脚，怕滑倒，怕新买的运动鞋底被石子硌坏。
父亲回头看我，没说话，
可我看见他眼里闪过一丝什么——不是责备，
是更让人难受的东西。大概是觉得，
这个儿子，和这块地之间，隔了什么了。
连说话都变了。
在兰州待了半年，普通话混上了北方口音，
舌头学会了卷着说话。和村里人打招呼，
脱口而出一句“挺好的”，他们愣了一下，
然后笑：大学生说话不一样了。
我也笑，可心里知道，这不是夸奖，
是他们听出了距离。从前说“安逸”“要得”，
舌头是软的，贴在牙齿后面；
现在舌头卷起来，顶在上颚，
字正腔圆，却也冰冷坚硬。
最难受的是离开那天早上。
母亲站在院坝边，手在围裙上擦着，
和半年前送我去兰州时一模一样。
可这次我没有哭，只是隔着车窗摆了摆手。
车开动时我回头看——
她还是那个姿势，手在围裙上擦着，
晨雾从身后漫过来。我忽然意识到，
每次回来她都老一点，每次离开她都在原地，
而我在变，变到连自己都不认识的程度。
火车上，我翻开那本写满诗的笔记本。
那些诗里写的都是家——坡上的土，井里的水，
灶口的火。可写诗的那个人，正在一点一点
离这些东西越来越远。我能把苞谷写成诗，
却再也吃不惯母亲炒的苞谷饭；
能把挑水的扁担写成诗，
却再也挑不起一担水走三里山路。
诗把故乡留住了，我却走了。
这大概就是变味。不是故乡变了，
是回来的人变了。故乡还蹲在那里，
像父亲蹲在田埂上抽旱烟，
一动不动，而我正坐着火车
穿过一条又一条隧道，
每过一条隧道就离它远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