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返校前夜，母亲在灶房里烧火。
我在自己屋里收拾东西，把那本写满诗的笔记本
塞进书包。
她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热水，
放在桌角。她没问我塞的是什么。
她不识字，只知道我在写，一直在写。
火光从灶房映过来，在她脸上明明暗暗。
她站了一会儿，说：明早几点车？
我说六点。她点点头，转身出去了，
围裙带子在腰后打了个死结。
第二天清早，父亲送我去镇上坐车。
走到村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
母亲还站在院坝边，围裙没换，
手在围裙上擦着，晨雾从她身后漫过来，
把她模糊成一个灰白的点。
火车上，我翻开那本笔记本，
一页一页往下看。
有一首写的是父亲磨镰刀，
有一首写的是村口那口山井，
有一首写的是母亲在灶口添柴时的背影。
窗外黔西北的群山往后退，
苞谷地一片一片闪过。
我把它们从家里带出来——
不是腊肉，不是酸菜，
是坡上的土，井里的水，灶口的火，
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人在灶房里烧水的声响，
是一个不会说话的男人在田埂上磨镰刀的沙沙声。
我把它们写成一行一行的字，
从黔西北带到兰州，
从苞谷地带到图书馆，
从母亲的灶房带到阶梯教室最后一排。
多年以后，这些诗印成了一本薄薄的诗集。
寄回老家，母亲打电话来说收到了，
她说照片印得好——
她以为封面上的作者照是照片。
她不识字，读不懂那些分行断句，
可她把诗集放在堂屋供桌上，
和毛主席像、祖先牌位并列。
电话里她说：你爸翻了翻，说看不懂。
然后停了一下，又说：看不懂就对了，
看不懂才是诗。
我知道这不是父亲说的，是母亲自己编的。
她替父亲说了他一辈子都没说过的话。
而那个寒假结束的清晨，我坐在火车上，
膝盖上摊着那本写满诗的笔记本。
那是第一次，我把家里的东西带出去，
不是行李，不是食物，是诗。
是那个不识字的母亲
从灶膛里扒出来的火星，
一点一点攒着，等我把它写成
能烧很久很久的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