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从兰州出发，往南，往西，
往海拔越来越高的地方走。
窗外的山渐渐有了形状，不是北方那种
圆滚滚的馒头山，是瘦的、陡的、
一座一座像刀切过的。我知道，快到了。
到六盘水是凌晨四点半。天还没亮，
站台上冷风飕飕地灌进来，我裹紧棉袄，
背起编织袋下车。出站口有几个人在等，
哈着白气，搓着手。父亲站在最边上，
穿着一件褪色的蓝布棉袄，两只手拢在袖筒里，
缩着脖子，像一株被霜打过的苞谷秆。
他看见我，没挥手，只是把拢在袖筒里的手抽出来，
朝我走了几步，接过我肩上的编织袋，
掂了掂，说：轻了。然后扛上肩，转身往前走。
我跟在后面。他的背影和半年前在月台上
举了一半手的那个人是同一个，
只是头发又白了些，背又弯了些。
天还没亮，看不清他的脸，只能看见他扛着编织袋
在前面走，扁担不在肩上，可走路姿势还是挑水的样子——
身体微微前倾，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
到家时天刚蒙蒙亮。院坝里还是老样子，
石板缝里长着干枯的青苔。灶房亮着灯，
烟囱冒着白烟。母亲站在门口，围裙上沾着苞谷面，
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一直擦到我走到她面前。
她没抱我，只是伸手捏了捏我的胳膊，说：瘦了。
然后转身进灶房，灶上的锅冒着热气，
蒸汽糊了她一脸。
我站在院坝里，把编织袋放下，
打量这个离开了半年的地方——
院墙下的那把锄头还在，刃口又多了几处新磨的痕迹；
墙角的扁担靠在老地方，被肩膀磨出的凹痕又深了些；
杂物间的门半开着，蓑衣还挂在那里，棕毛又掉了几片。
什么都没有变，只是所有的东西都旧了一点，
包括站在灶房门口的那个女人，
和蹲在门槛上卷旱烟的那个男人。
父亲递给我一支烟，我接过来，没点。
他给自己点着，吸了一口，烟雾在晨光里慢慢散开。
他问：路上怎么样？我说：还行。
他点点头，又问：学校还行？我说：还行。
他就不问了。我们之间能说的话就这么多，
剩下的都在这支不点的烟里，
在他肩上被扁担压出的两个茧窝里，
在母亲围裙上新添的油渍里。
后来每次回家都是这个流程——
父亲接站，扛编织袋，走在前面；
母亲站在门口，捏胳膊，说瘦了；
我站在院坝里，看那些用旧的东西又旧了一些。
然后我们坐下吃饭，母亲不停地往我碗里夹菜，
父亲埋头吃，偶尔抬头看我一眼，又低头继续吃。
我们从来不说想念，只说瘦了、黑了、路上怎么样。
把所有的想念都熬进一日三餐里，
熬成咸菜的味道，熬成灶膛里怎么也烧不完的柴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