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会接电话。每次都是母亲接，
电话响三声，她接起来，声音很小，像在试探：
喂？我说：妈，是我。她立刻亮起来——
声音从试探变成炸开的苞谷花，噼里啪啦：
吃了没？冷不冷？钱够不够？
你爸说让你多穿点，北方冬天冷，
别省着，该花就花。然后她停一下，
我听见她扭头喊父亲：你过来说两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父亲的声音远远地传来：
不说了，没啥说的。母亲说：你爸让你注意身体。
其实父亲什么都没说，是母亲替他说了。
有一回母亲在电话里说，家里的老牛卖了，
卖了三千块，钱存着给我交学费。
她说老牛走的时候回头叫了一声，
父亲蹲在牛圈门口抽了两根烟，没说话。
然后她又说：你爸腰疼好点了，别担心。
每次打电话她都这样——先说一件难事，
然后用“别担心”收尾。老牛卖了，别担心；
收成不好，别担心；你爸腰疼，别担心。
她把所有让我担心的事都告诉我，
然后命令我别担心。
大二那年中秋节，我给家里打电话。
母亲接的，说家里都好，宰了一只鸡，
和父亲两个人吃不完。我说室友去吃火锅了，
我等会儿也去吃。其实没去，挂了电话
一个人坐在宿舍里吃月饼，月饼是学校发的，
五仁馅的，嚼着嚼着觉得缺了什么。
窗外月亮很圆，照着兰州也照着黔西北。
忽然想起村口那口山井——这个时候，
井沿上的青苔应该还是湿的，
井水应该还是凉的。父亲和母亲应该正坐在门槛上，
一人手里端着一碗苞谷糊。
而我在几千里外的宿舍里，
攥着手机，听到母亲在那头提高声音
朝院坝里喊：娃来电话了——然后父亲凑近听筒，
呼吸声很近，像一头老牛在反刍。
多年以后，我毕业回到黔西北的县城工作，
给母亲打电话，她还是那几句：吃了没，冷不冷，
钱够不够，别担心。父亲还是不来接电话，
只是偶尔在旁边插一句：让他少熬夜。
母亲转告我：你爸让你少熬夜。
他还是什么都不说，可我知道他什么都说了。
只是隔着几百公里，从电话线里传过来时，
他的声音被压缩成母亲嘴里的一句转述，
像风干的苞谷粒，在电话那头沙沙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