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款单是绿色的，一小张，比作业本小，
比父亲的巴掌小。
上面有格子：汇款金额、收款人、附言。
附言栏只有一行，窄窄的，装不下几个字。
父亲第一次填汇款单是在镇上的邮局。
他不识字，让邮局的人代填。
那人问：汇多少？
父亲说：三百。
那人问：附言写什么？
父亲想了想：多吃肉。
那人写下这三个字，然后把汇款单递给他过目。
他接过去，不认得字，凑近了看，
像在看一张地契。
然后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沓钱——
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还有几张揉皱的毛票，
在柜台上数了三遍，递过去。
邮局的人在点钞机上哗哗过了一遍，说：正好。
这张汇款单在路上走了七天。
从黔西北到兰州，从父亲的掌心到我的掌心。
我收到时正在食堂排队打饭，
生活委员把汇款单递给我，
说：你爸给你汇钱了。
我接过来，看见附言栏里那三个字——
多吃肉。旁边是父亲的签名，不是签的，
是盖的章，一个红色的方框，
里面是他的名字。
他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只能用章代替。
我捏着那张汇款单站在食堂门口，
里面飘出红烧肉的香味。
三百块，够吃一个月。我算了算：
一盘红烧肉两块五，三百块能吃一百二十盘。
可我没有去吃红烧肉，
我去窗口打了一份最便宜的素菜，
一块钱，一碗饭，五毛，一共一块五。
吃完回宿舍，把汇款单夹进笔记本里，
放在“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那一页。
后来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张。
附言变来变去：天冷了加衣服，不够再寄，
别省着，好好念书。父亲的话永远那么几句，
像田埂上的石头，翻来覆去就那些。
可每次看到那些字，我都知道
这不是他写的，是邮局的人代写的，
他的声音被翻译成别人的笔迹，
翻译成他看不懂的汉字，
寄到几千里外。
而他自己，每个月去镇上汇钱时，
都要走十几里山路，
穿着磨平了底的胶鞋。
多年以后，我整理抽屉时翻出那沓汇款单。
绿色的纸张已经褪色，红章也模糊了，
附言栏的字迹还依稀可辨——
多吃肉，天冷了加衣服，不够再寄。
我把它们一张一张摊开放在桌上，
从大一排到大四，从三百到五百到八百。
每张汇款单上父亲的签名都是那个章，
同一个章，盖了几十次，越盖越淡，
最后几乎看不清了。
只有“多吃肉”三个字还清清楚楚，
像一个父亲能给出的全部诗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