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瑶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她翻了我的包。
十岁的孩子翻妈妈的包，大概是想找糖吃。结果翻出一张陌生男人的名片，上面写着“副院长”，她就在客厅里大声念了出来：“闻铎，仁济医院副院长——”然后歪着头看我，“妈妈，这是谁？”
“客户。”
“客户为什么要给你名片？”
“因为他是客户。”
“那他为什么要写相亲？”她把名片翻过来给我看，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下周六有空吗？后面跟了一个手机号。
我拿过名片，看着那行字。字很端正，不像医生写的字，医生写的字我都看不懂。这笔字大概是练过的，横平竖直，每一笔都收得干净。
“妈妈你要去相亲吗？”姚瑶趴在沙发上，两只脚翘起来晃来晃去，“外婆说你应该找个男朋友，她说你一个人太累了。”
“外婆的话别什么都听。”
“可是外婆说得对啊，你都不笑。”
“我笑了你也看不见。”
“你才没有笑呢，你笑的时候眼睛会弯，我观察过的。”
我把名片放回包里，没回她的话。去厨房热牛奶，端出来的时候发现她在看手机，大概是外婆给她发了消息。她把牛奶喝了，嘴边一圈奶胡子，我拿了纸巾给她擦，她躲了一下，说“我自己来”。
周六要不要去？我没想好。见面那天他问的是“介意相个亲吗”，我说的是“成年人不说爱”。正常人听到这句话就该知趣了，但他没有。他把名片推过来的时候，那个动作太干脆了，像做惯了决定的人，不给别人犹豫的时间。
老刘那天开车回去的路上一直在笑，笑得我烦。
“姚婳，你说你是不是命好？签个合同还能被人看上。”
“他有病。”
“什么病？”
“被拒绝妄想症。”
老刘又笑了：“我查过他的资料，闻铎，四十六岁，外科出身，三年前转到行政，现在是业务副院长。老婆十年前得癌症走的，留了个女儿，今年应该十五六了。这么多年没再婚，也没听说有女朋友。你知道医院里多少小护士盯着他吗？”
“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你就端着吧。”老刘把车拐进我们公司楼下停车场，“我跟你说，这个合同拿下来，你今年奖金不愁了。但是如果你把他得罪了，合同黄了，你别怪我翻脸。”
“我的合同是靠精算模型拿的，不是靠相亲。”
“行行行，你专业，你最专业。那个模型我看了，平安和人寿确实做不出来。但你以为他最后松口是因为你的模型吗？他松口是因为他想跟你相亲。男人嘛，都是一个德性。”
我没回话。下了车，进了电梯，回到工位，打开电脑。旁边的小林凑过来问：“姚姐，仁济那单成了？”
“成了。”
“哇，年终奖稳了！”
我笑了笑，点开邮箱开始回邮件。回完第三十七封邮件的时候，老刘把合同终版发了过来，让我打印盖章。我打印的时候发现最后一页多了一个空白行，闻铎在上面手写了一行字：下周六下午三点，仁济医院旁边那个星巴克，等你。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五秒钟，然后把那张纸抽出来，重新打印了一份，盖章，快递寄走。
周六下午两点五十，我站在那家星巴克门口。
我没打算来。但早上送姚瑶去上舞蹈课的时候，我妈打电话来说她下午要带姚瑶去逛商场，让我自己找点事做。我说我加班，她说你别老加班，你看看你那张脸，四十岁像五十岁。
我在商场二楼的镜子前站了一会儿。今天穿的是黑色毛衣和牛仔裤，头发扎起来了，没化妆。看起来确实不怎么样。但我没回家换衣服，直接打车过来了。
他到得比我还早。
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了两杯咖啡，一杯美式，一杯拿铁。他今天没穿西装，深蓝色的卫衣，袖子推到小臂，露出一截手腕和一块看起来很贵的表。看见我的时候他站起来，把拿铁推到我这边。
“不知道你喝什么，猜的。”
“你猜对了。”
“谈业务的时候喝美式，不加糖不加奶。私底下应该不一样。”
我在他对面坐下，拿起拿铁喝了一口。温度刚好，不太甜。他连这个都猜到了？大概是注意到了我谈业务时喝美式时皱了一下眉头。
“闻院长。”
“叫我闻铎就行。”
“闻铎，”我改了口，“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
“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不想来。”
我看着他的眼睛。棕色的瞳孔，很亮，不像四十六岁的人的眼睛。或者说，不像一个经历了丧偶，独自带大一个孩子的男人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疲惫，只有一种很奇怪的笃定，好像他早就知道答案，只是想确认一下过程。
“那你为什么还约我？”
“因为你来了。”他笑了一下，和上次一样，嘴角往一边歪，眼尾的细纹深了一点，“成年人不说爱，那说点别的。你女儿今年几岁？”
“十岁。”
“上几年级？”
“四年级。”
“成绩怎么样？”
“数学好，语文差。”
“我女儿跟你女儿相反，语文好，数学差。上次月考数学考了六十七分，回来哭了半小时。”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但嘴角不自觉地往下撇了一下，像在忍笑，又像在心疼，“你说我们两个能不能互补一下？”
“我们？”
“你跟我的女儿。她缺一个能教数学的，你女儿缺一个能教语文的。”
我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他的话。他说的是“你跟我的女儿”，不是“我跟你”。他在用女儿做切入点。这个男人很聪明，知道直接追我我会跑，所以换了条路。
“我女儿不缺语文老师，她语文很好。”
“那她缺什么？”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来。姚瑶缺什么？她缺一个爸爸。但她不知道她缺，她觉得她不缺，她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就是妈妈不爱笑。但一个十岁的孩子怎么会知道，她不笑是因为怕笑了之后会哭，而一旦哭了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她缺一个陪她玩的人。”我说。
“那我女儿缺一个管她学习的人。”他把咖啡杯放下，“你看，我们两个的需求正好对上。”
“这不是合作开公司。”
“但比开公司简单。”他往前倾了倾身，双手交握放在桌上，“姚婳，我直说了。我需要一个合适的人，一起过日子。不是谈恋爱，不是风花雪月。我是外科医生出身，习惯高效解决问题。我的问题是我女儿需要一个女性长辈，你的问题是你女儿需要一个男性长辈。我们两个成年人各取所需，不涉及感情，你觉得怎么样？”
我看着他的眼睛。他没眨眼，表情很认真。
“你是说契约婚姻？”
“不一定要结婚。先相处看看，合适的话住到一起，给两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环境。”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在手术台上划过一样精准，“你不用担心我会越界。我这人不太会说话，也不擅长哄人。前几年有人给我介绍过对象，聊了两次就没下文了。人家说我太闷，不会来事。”
“那你现在是在干什么？”
“现在？”他顿了一下，“现在是在试着会来事。”
我忍不住笑了。是真的笑了，嘴角上去了，眼睛弯了。等我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收回来了，他就那样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
“你笑了。”他说。
“嗯。”
“好看。”
我把笑容收了，低头喝咖啡。拿铁已经有点凉了，奶泡塌了下去，杯壁上挂着一圈褐色的痕迹。
“我需要时间考虑。”我说。
“多久？”
“一周。”
“太久了，”他摇头，“三天。”
“五天。”
“四天。下周三之前给我答复。”
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最后我点了头：“行，下周三。”
离开星巴克的时候外面下雨了，不大，细细密密的那种。他没带伞，我也没带。他看了看天，把卫衣的帽子扣上，转身对我说：“我车停在对面的地下车库，送你？”
“不用，我打车。”
“这个点不好打车。”
“我习惯了一个人。”
他没再坚持，点了下头，转身走进了雨里。他走路的姿态很好看，步子大，节奏稳，脊背挺得很直。雨落在他的深蓝色卫衣上，洇出一片片深色的水渍。他在雨里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短，大概只有一两秒。
然后他转过身，继续走了。
我站在星巴克的屋檐下，看着他穿过马路，走进对面的地下车库。雨水顺着屋檐滴下来，滴在我的鞋面上。黑色帆布鞋，鞋头已经湿了。
我拿出手机，给老刘发消息：仁济的合同什么时候签？
他秒回：下周一上午十点，他办公室。
我收起手机，站在雨里等出租车。等了十五分钟才等到一辆，上车的时候浑身都湿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姑娘，怎么不打伞？”
“忘了。”
到家的时候姚瑶还没回来。我换了干衣服，坐在沙发上发了会儿呆。手机震了，是闻铎发来的短信，号码是名片背面手写的那串数字。
“到家了跟我说一声。”
我看了两遍，没回。
他又发了一条：“你是不是淋雨了？下次记得带伞。”
我回：“你怎么知道我淋雨了？”
“你穿的那双帆布鞋不防水。”
我没再回了。把手机扔到沙发上，去浴室洗了个热水澡。洗完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发了两条未读消息，第二条是：“周一签合同的时候见了面，我希望听到一个肯定的答复。”
周一上午九点五十，我准时站在仁济医院行政楼五楼的走廊里。穿了藏蓝色那套西装，化了淡妆，头发放下来了。出门之前对着镜子看了很久，觉得不像自己，但又说不清哪里不像。
周主任领我进去的时候，闻铎已经在办公室里了。他今天穿了白大褂，里面是衬衫和领带，大概是刚查完房就过来了。白大褂左胸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和一副眼镜，胸口绣着仁济医院的院徽和“闻铎”两个字。
“坐。”他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合同已经摆在桌上了，翻到了签字页。
我坐下，翻开合同一页一页地看。其实昨晚已经看过三遍了，条款都背得下来，但我需要一个缓冲的时间。他也没催我，坐在对面翻病历，翻了两页接了个电话，说“下午的手术按原计划，麻醉科那边我打过招呼了”。
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扣在桌上，看着我。
“看完了？”
“看完了。”
“那签字吧。”
我拿起笔，在最后一页签了自己的名字。姚婳，两个字。写“婳”字的时候笔画有点多，我写得慢，他就在对面看着我的手。
签完我把合同推过去，他也没看，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签了自己的名字。闻铎，两个字，和名片背面那行字一样端正。
他把合同合上，递给我一份。
“周三。”他说。
“什么？”
“今天周一，周三你给我答复。”他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钢笔，在一张便签纸上写了几个字，撕下来推过来，“这是我家的地址。周三晚上七点，来吃饭。我女儿做饭，你把你女儿带上。”
“你女儿做饭？”
“她厨艺不错，比我强。我只会煮面条。”
我看着那张便签纸上的地址，是城西的一个别墅区，离我妈那套老房子不远。
“我还没答应你。”
“我知道。所以你来吃顿饭，实地考察一下。看看我这个人的生活习惯怎么样，看看我女儿好不好相处。考察完了再做决定。”
“你这是在做项目尽职调查？”
“差不多。”他站起来，把白大褂脱了挂在衣架上，露出里面的浅蓝色衬衫和深灰色领带。他一边卷袖子一边说，“婚姻也好，同居也好，本质上都是合作。既然是合作，就要把条款谈清楚。我不喜欢模糊的东西。”
“你说的合作包括什么？”
“房子，车子，生活费，按比例分摊。孩子的事共同商量，不互相干涉私人空间。如果你不想领证，可以不领。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随时可以搬走，我不会拦你。”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在收拾桌上的东西，动作很自然，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不要骗我。任何事都别骗我。我不查岗，不翻手机，不疑神疑鬼，但如果我发现你骗我，合作立刻终止。”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他把桌上的病历一本一本摞好。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卷起袖子的手臂上。他的手臂上有一道疤，很长，从手腕一直延伸到小臂中段，颜色已经很淡了，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你手上的疤是怎么回事？”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臂：“手术留下的。不是我的手术，是病人的。有个急诊手术，病人大出血，我用手压着血管，被碎骨划的。”
“缝了多少针？”
“你关心这个干什么？”
“随便问问。”
他看了我一眼，把那摞病历抱起来放进柜子里，转过身来说：“十七针。我自己缝的。右手给左手缝，缝得不太好看。”
我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一个外科医生，右手拿着持针器，给自己流血的左手缝针。这个画面莫名地让我觉得心里某个地方被碰了一下，不太舒服，也说不上来哪里不舒服。
“周三晚上七点，”我说，“需要我带什么？”
他停下手里的动作，看着我的眼睛。
“带你自己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