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见面，是在他的学校。
他打电话来，说下午没课，问我中午要不要去他们学校食堂吃饭，说他们食堂的酸菜鱼特别好吃。
我想了想，上午的选题会开到十一点半，下午两点还有个会，中间有两个半小时的空档，从出版社到首师大开车四十分钟，吃个饭再回来，来得及。
“行，我十二点半到。”
他的办公室在文科楼三层，门半开着。我敲了敲门，听见里面说“进来”。
推门进去，看见他站在书架前面，手里拿着一本书，白衬衫外面套了一件藏青色的薄开衫，比之前见面时更随意一些。
办公室里全是书。书架从地面顶到天花板，四面墙有三面是书，桌上，窗台上，甚至地上都堆着书。空气里有纸张和灰尘混合的味道，我不讨厌。
“逄漪，你先坐，我把这本书放好。”他说，还是叫我的名字。
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本翻开的书，是一本很旧的小说，《人到中年》，谌容的。书页泛黄，扉页上有一行钢笔字：1997年秋，中文系新生，瞿让。
他自己大学时买的书。
二十五年了，还留着。
“你看什么呢？”他走过来，看见我手里的书，笑了一下，“那是我大一时候买的，你别笑话。”
“不笑话。”我把书放回去，“很老派的品味。”
“老派？”他挑眉，“你觉得谌容老派？”
“八十年代的作家了，还不老派？”
“那你觉得什么是新派？”
“你请我吃饭，结果要跟我讨论文学？”我站起来，“走吧，不是要吃酸菜鱼吗？我两点还要开会。”
食堂很热闹，到处都是年轻的学生，叽叽喳喳地说话，笑，打闹。他端着餐盘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有学生经过的时候叫他“瞿老师”，他点头，脚步不停。
酸菜鱼确实好吃，鱼肉嫩，酸菜脆，汤底鲜。我连着吃了好几口，都没说话。
他也没说话，就安静地吃。
吃到一半，我忽然觉得有点不真实。四周是喧闹的食堂，对面坐着一个认识不到半个月的男人，我们之间没有甜言蜜语，没有暧昧试探，甚至连最基本的“你觉得我怎么样”都没问过。我们像是认识了很多年的两个人，坐在一起吃一顿饭，吃完各自散去。
这种感觉很奇怪，但是很舒服。
“你下周哪天有空？”他忽然问。
“看什么事。”
“我女儿想见你。”
我差点被鱼刺卡住。
“什么？”
“我跟我女儿说过你，”他说得很平静，“她说想见见你。”
“你……什么时候说的？”
“上周。我告诉她，爸爸最近认识了一个人，是个阿姨，做出版的。”
“然后呢？”
“她说，‘能给我出书吗？’”
我愣了一秒，然后笑了出来。那个笑声有点大，旁边桌的学生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赶紧压低声音：“你女儿挺有意思的。”
“她随我。”他说，一本正经的。
“你哪里有意思了？”
“我娶到了你。”他说完就低头喝汤，耳朵尖红了一点。
我愣住了。
娶？我们连恋爱都还没开始谈，他就说到娶了？
“瞿让，”我叫他的全名，“你说这话是不是太早了？”
“不早。”他抬起头，“我这个人做事，喜欢先确定结果，再调整过程。结果确定了，过程才能不走弯路。”
“你的意思是，你决定要跟我结婚？”
“不是决定，”他把筷子放下，认真地看着我，“是希望。我希望跟你结婚。至于能不能实现，那是过程的事。”
我被他这套理论弄得又好笑又好气。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那是你的权利。”他说，“但我会努力让你同意。”
成年人的恋爱，果然不一样。年轻的时候谈恋爱，谁都不敢说“结婚”两个字，好像说了就会把对方吓跑。到了他这个年纪，直接跳过那些弯弯绕绕，把结果摆在你面前：我想跟你结婚，你看着办。
我没说好，也没说不好。
我说：“下周六，我来接她，你想吃什么？”
他眼睛亮了一下：“你来定，她什么都吃，不挑食。”
……
周六，我开车去接他们。
她叫瞿晚，十岁，扎一个马尾辫，穿着校服，眼睛大大的，长得很像他。我打开后车门，她坐进去，安安静静地扣好安全带。
“你好，阿姨。”她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你好，晚晚。”我说，“想吃什么？”
“外婆家。”她说，“红烧肉。”
外婆家在世纪金源，是一家杭帮菜馆。我导航过去，一路上车里很安静。他坐在副驾驶，偶尔从后视镜里看她一眼。
她在后座看一本漫画书，看得入迷，全程没说一句话。
到了餐厅，点菜的时候，他把菜单递给她：“晚晚，你点。”
她接过菜单，认真翻了一遍，指着红烧肉，龙井虾仁，桂花糯米藕，说：“这三个。”
“够了？”他问。
她点头。
我加了一个宋嫂鱼羹和一个青菜。
菜上来，她吃得很安静，不吵不闹，筷子拿得很稳。吃到一半，她忽然抬头看我：“阿姨，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出版社的，出书的。”
“什么书都出吗？”
“小说，散文，诗歌，学术著作，都出。”
她想了想：“那你能出我写的吗？”
“你写什么了？”
“日记。”她说，“我从六岁开始写的，妈妈走了之后我每天都写。有好多本。”
空气忽然安静了。
他放下筷子，看了女儿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我看着她，说：“可以。等你写完了，我给你出。”
“真的？”
“真的。”我说，“但有一个条件——你要一直写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她想了想，认真地点头：“好。我要写到一百岁。”
“那我等你到一百岁。”我说。
她又低头吃饭了，像是刚才那段对话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注意到他看我的眼神变了。那种变不是突然的，剧烈的，而是像一杯水慢慢溢出来，悄无声息的。
吃完饭，我送他们回家。他的车停在小区门口，他先下车，然后去开后面的门，牵着她出来。
“阿姨再见。”她朝我挥了挥手。
“再见，晚晚。”
他站在车门外，犹豫了一下，弯下腰，从车窗探进来，在我额头上轻轻碰了一下。
不是嘴唇，是额头。很轻，像一片树叶落下来。
“路上慢点开。”他说完就直起身，牵着女儿走了。
我坐在车里，额头上的那个触感像是烫了一个洞，一路烧到心里去。
我看着后视镜里他们的背影，一大一小，他的伞又歪了，全撑在她头顶，自己大半个身子淋在雨里。
这个女人和孩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但那一刻，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
我想让他们别淋雨。
……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见了十一次面。
吃饭，看电影，逛书店，散步，去他的学校听讲座，带她去看了一场儿童音乐剧。每次见面都平平常常，没有鲜花，没有礼物，没有惊喜，但也没有失望。
他从不迟到，从不放鸽子，从不敷衍。说好了周六下午两点来，就是两点来，误差不超过两分钟。我开玩笑说他是不是把约会编进了课表，他说：“不是课表，是人生规划。”
“你还有人生规划？”
“当然。”他说，“四十二岁之前，把女儿养到上小学；四十五岁之前，把女儿养到上初中；五十岁之前，把女儿养到上大学；五十岁之后……”
“五十岁之后呢？”
“陪你。”他说，“那时候你四十六，还不算老，还走得动。我带你去所有你没去过的地方。”
我忽然鼻子一酸。
不是因为他说的多浪漫，而是因为他把“五十岁之后”都计划好了，计划里有我。
前夫跟我结婚的时候，连下个月的房贷都不想还，说“及时行乐最重要”。离婚的时候他说：“我们不合适，你想要的东西我给不了。”
我从来没说过我想要什么。但他好像从来没想过要问。
瞿让也没问过。
但他自己给了我答案。
……
那天晚上，他送我到家楼下，车停在路边，我们坐在车里，雨刷一下一下地摆。
“你上楼吧，不早了。”他说。
“嗯。”
我解开安全带，手碰到门把手的时候，他忽然说：“逄漪。”
我回头。
他看着前方，雨打在挡风玻璃上，模糊了路灯的光。他说：“我女儿喜欢你。”
“我也喜欢她。”
“她很久没跟人说这么多话了。”他的声音低下去，“妈妈走了之后，她就不怎么说话了。在学校不说话，在家也不说话。爷爷奶奶以为她得了什么病，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不是病，是创伤应激反应，需要时间。”
“后来呢？”
“后来我每周带她出去吃饭，一顿一顿地吃，一年过去了，她开始说完整的句子了。两年过去了，她会笑了。三年过去了，她愿意去上学了。”
“五年过去了呢？”我问。
他转过头看我，雨水的光影在他脸上流动。
“五年过去了，她愿意叫别人阿姨了。”
我的眼眶忽然热了。
“瞿让，你这个人很狡猾。”我说，“你用你女儿来追我。”
“我没有追你。”他说，“我只是在告诉你，我的世界里都有谁。你愿意进来，我开门；你不愿意进来，我等你。”
我看了他三秒钟，然后解开安全带，推门下车。雨不大，我走了两步，听见他也下了车。
“逄漪。”
我转身。雨水落在我脸上，凉的。
他站在雨里，离我两步远，没有撑伞。他说：“我第三条改了，你现在还是不同意吗？”
我看着他。他的衬衫湿了，贴在身上，头发上的雨水顺着额头往下淌。他的眼神不像四十二岁的人，像是二十岁的少年，眼睛里有一团火，烧得很旺，但压得很深。
我走过去，踮起脚尖，在他嘴唇上亲了一下。
雨水是凉的，他的嘴唇是温的。
“补充条款通过。”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