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四十分，电视屏幕亮着，早间新闻的背景音乐刚播完前奏，画面切到了一张企业标志的放大图。那个标志李旦很熟悉——是他上个月刚启用的新集团标识，深灰色的底纹上面用暗金色的线条勾勒出一个简化的轮廓。画面下方滚动着一行新闻标题：“旦氏集团涉嫌垄断，监管部门介入调查。”播音员的声音平稳，像在念一份已经确认过的稿子：“据消息人士透露，监管部门已于日前收到相关举报材料，内容涉及旦氏集团在多个业务板块的排他性经营行为。目前调查尚处于初步阶段。”李旦站在电视机前，手里端着一杯刚倒的热水，杯沿还冒着蒸汽。他看着屏幕上的自己公司的标志在画面中停留了大约四秒，然后被切换到了下一则新闻。他伸出手，按了一下遥控器上的电源键，屏幕暗了下去。“假的，”他说，“我根本没涉足那个领域。”他把杯子放到茶几上，拿起手机，走出了客厅。
当天下午，法院的庭审室灯光偏暗，窗帘被拉上了大半，日光灯的光线在天花板附近形成一片均匀的冷白色区域。恒远集团的起诉案由是“旦氏集团在商业合作中未经授权使用恒远自主研发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并公开道歉。李旦坐在被告席一侧，面前放着一部手机和一本摊开的笔记本，法务助理坐在他旁边，面前堆着几份文件。恒远的律师发言时声音不高不低，语速均匀，像在念一份已经被反复演练过的文案，展示了一组技术比对截图和一份鉴定报告。李旦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模拟器的提示框已经弹出了：“对方证据系伪造，原始代码生成时间与声称的开发周期不符。”他看了那行字，抬头看向法官：“法官，我申请对对方提交的证据进行独立的技术鉴定。”坐在原告席的恒远律师没有停顿，像早就预料到这个请求一样，从文件袋里取出了一份补充材料：“我们已提前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了报告。”那份材料被递到法官面前，上面盖着公章和一份看起来规范的结论。法官翻阅之后，当庭确认了那份证据的有效性。李旦的申请没有被采纳。
接下来的三天，公司会议室里的报表数据在每天的晨会时间都会更新一次。第一天的数据是客户流失报告——三个长期合作方在同一天内发了解约函，转签的对手方都是同一家公司。第二天的数据是供应链更新——两家核心供货商同时调整了供货协议，理由是“产能分配调整”。第三天的数据是股价走势——连续三天开盘下跌，累计跌幅超过了预期的市场波动范围。李旦站在会议室的屏幕前面，看着那些数据依次刷新，每一个变化都精确地落在了恒远的预期路径上——像是有人提前三天把结果写好了，然后等它们在现实中一一发生。办公室里的其他人在低声讨论对策，他没有参与讨论，只是看着那些数字，然后转身走出了会议室，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晚上八点，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窗外城市的天际线已经暗下来，楼宇的灯光一片一片亮起来。李旦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一份恒远近期的动作时间表。他把自己这三天里的每一次决策和预判都标注在时间轴上，用不同颜色的笔标出哪些是提前做出的判断，哪些是事后调整的。然后他在时间轴的上方画了一条平行线，标注出恒远的行动节点。两条线之间的错位始终保持在三天左右——像是一条河流在汇入另一条河流之前先被引导着绕了一个弯道，等它回到主流时，时机已经错失了。手机在桌面上亮了一下，模拟器的提示框浮了出来：“检测到对方也有预知能力者。能力类型：商业预判·胜利导向。预判范围：7天。您的预判范围：5分钟+因果追溯。”他看着那两行字，手指停在桌面上，没有动。空调的出风口持续送出冷气，他的目光落在那串数字上——7天和5分钟。两种预判的时间跨度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对称，像一座桥的一端伸向了远处，另一端却只到达了河岸的边缘。
办公室里安静了大约三十秒。然后他靠回椅背，看着天花板上那排亮着的灯管，发出了一个短促的声音——像是一口气被放出来的尾音，不那么明亮，也不完全低沉。那是一个介于笑和确认之间的动作，幅度很小，但整张脸的线条因为那个细微的表情而发生了位移。“他算的是怎么赢。”他对着天花板的灯管说，“我算的是怎么不死。”他又停顿了一下，像在确认那段话里的每一个词都已经到位了，“只要我不死，他就赢不了。而只要他犯一个错——我就赢了。”他把手机拿起来，重新打开模拟器的界面。那行提示字已经从深色背景上沉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空白的输入界面，光标在屏幕中央稳定地闪烁。他输入了第一行字：“恒远集团的预判机制是胜利导向型。”他在那个句号后面按了一下换行，然后输入了第二行字：“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定义什么是胜利。”他把手机放回桌面，屏幕的光在暗下来的办公室里持续亮了一会儿，像一条被拉长的地平线，在等待它自身被光线填满的时刻到来。窗外的风从窗户的缝隙中挤进来，翻动了桌面上摊开的时间表纸页，发出细碎干燥的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