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两周，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我找了我的大学同学方砚。她在四大做forensic accounting，也就是法务会计，专门查财务造假。我把雍准公司近三年的公开资料和我们婚内的银行流水给了她，她说给她一周时间。一周后她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只说了一句：“桑谜，你这个老公，账做得比某些上市公司还漂亮。”然后她发给我一份四十页的报告，逐条列出了雍准在过去两年内转移，隐匿，混同的各项资产，总额加起来，够我在北京三环内再买三套公寓。
第二，我通过杂志社的法务总监联系了一位专门做高端离婚案的律师，姓孟，圈内人都叫她“孟母”，不是因为她像妈，而是因为她在法庭上能把对方律师说得像儿子。孟母看了方砚的报告，沉默了大概三十秒，然后说了一句话：“这个案子，我接了。但你要想清楚，一旦启动诉讼，就没有体面可言了。”
我说：“体面已经死了。”
第三，我在一个周三的晚上，约了雍准在公司附近的一家日料店吃饭。他犹豫了一下，答应了。我猜他是想看看我到底要干什么，毕竟在他的认知里，桑谜不是一个会主动约他吃饭的人。
那家日料店叫“隐”，开在国贸后面的一条巷子里，门脸很小，推门进去别有洞天。雍准先到的，坐在最里面的包间，面前放着一壶清酒，杯子已经倒了。他穿了件深蓝色的羊绒衫，看起来比上次在律所见我的时候松弛了一些，也许是因为不在工作场合，也许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稳操胜券。
我进去的时候，他站了起来。这是我们分居九个月以来，他第一次对我做出这种近乎礼貌的动作。我在他对面坐下，把包放在身侧，没有脱外套。北京的三月还很冷，但包间里的暖气开得很足，我坐了一会儿就热了，但我没有脱。
他给我倒了杯酒。我看着那只杯子，想起我们结婚第一年，有一次我加班到很晚，他开车来接我，车上放着一杯热牛奶，他说“这么晚了别喝咖啡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一刻想起这件事，可能是清酒的味道太淡了，淡到让我想起了一些更淡的东西。
他说：“你瘦了。”
我说：“是吗？”
他说：“嗯。”
然后就是沉默。清酒壶里的酒已经凉了，服务员进来换了一壶，又退出去。包间的门关上，隔绝了外面的所有声音。隔音太好，好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雍准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放下。他说：“桑谜，你约我出来，有什么事？”
我看着他的脸。四十五岁，没有任何多余的脂肪，下颌线像刀裁的一样。这张脸我看了十二年，我曾经以为它是这个世界上最让我安心的东西。现在我只觉得它像一张完美的面具，面具下面的那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
我说：“雍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你问。”
我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离婚的？”
他的手停在酒杯旁边，没有动。包间里的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很柔和，柔和到和他的回答形成了残忍的反差。他说：“这个问题有意义吗？”
“有，”我说，“我想知道，我这十二年的婚姻，到底有多少是真的。”
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隔着一张桌子的距离，六十公分。六十公分，足够看清一个人眼睛里的所有东西。他的眼睛里没有愧疚，没有愤怒，甚至没有任何想要解释的欲望。他只是在计算——计算我应该掌握了多少信息，计算他应该承认多少，否认多少。
然后他说：“分居之前一年。”
分居之前一年。那是我们结婚第十一年。那一年我升了主编，忙得不可开交，每天早出晚归。他每天早上给我做早餐，装在保温盒里让我带走。他每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到家了告诉我”。我以为那是爱。
他接着说：“但真正开始准备，是分居之后。”
“你分居的原因，不是因为感情破裂，”我说，“是因为你需要时间。”
他没有否认。
我的手放在桌面下，攥着裙子的布料，攥得很紧。但我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十年的专栏教会了我一件事——你的表情是你最后的防线，一旦崩溃，对方就会知道你所有的底牌。
我说：“雍准，你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出来吗？”
他说：“你说。”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放在桌面上。牛皮纸的，没有写字，鼓鼓囊囊的。我没有推过去，只是放在那里，像一个不具威胁性的摆件。
雍准看了一眼那个文件袋，然后抬起头看着我。他的表情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缝，很小，但足够我看到了。
我说：“这里面有方砚做的财务分析报告，有你过去两年转移资产的详细记录，有宋琬那套公寓的租房合同扫描件，有你公司账上那笔‘市场推广费’的原始凭证——这笔钱转到了一个叫‘悦和企业管理中心’的账户上，而这个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是你大学同学赵晖。”
雍准的手从酒杯上移开了。
“还有，”我说，“你去年以‘家庭信托’名义转入海外账户的那笔钱，折合人民币两千三百万。这笔钱的去向，我没有查出来，但我相信只要启动司法程序，法院可以查到。”
雍准看着我，目光从平静变成了审视，像在看一个突然变聪明的学生。他说：“你找了谁帮你查的？”
“这不重要，”我说，“重要的是，我现在手里有这些东西。你可以选择继续按你那份协议来谈，我们法庭上见。你也可以选择坐下来，好好谈一个真正的，公平的方案。”
雍准沉默了大概有十秒钟。在沉默的最后两秒里，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我低估了你”的微表情。他说：“桑谜，你想要多少？”
“我不是来跟你要钱的，”我说，“我是来告诉你，那份协议我不会签。你转移的那些钱，该是我的那一部分，一分都不能少。我妈留给我的公寓，你那份协议里写的那几个字，你要当着我的面，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我爸留给我的信托基金，你要书面确认它跟我没关系。”
我顿了顿，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还有，你要跟我道歉。不是为了离婚，是为了你让我觉得自己蠢了十二年。”
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颤抖。只有一丝，但雍准一定听到了。这个男人最擅长的就是捕捉对手的弱点，哪怕只是呼吸频率的变化，他都能听出你心里有没有底。
他端起酒杯，把剩下的清酒一饮而尽。然后他放下杯子，说了一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
他说：“桑谜，你比我想的要厉害。”
这句话可以是赞美，可以是讽刺，也可以是一个男人在承认他看走了眼。我不知道他是哪一种，我也不在乎了。
我说：“雍准，你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我。”
他笑了一下，是那种在谈判桌上认输时会露出的笑——不是投降，是战略性的撤退。他说：“也许吧。”
我站起来，把文件袋收进包里。我说：“三天之内，让你的人联系我的律师。如果三天之后我没有收到任何消息，周一早上九点，我的诉状会准时递进法院。”
我转身要走的时候，他叫住了我。
“桑谜。”
我停下来，没有回头。
“那个专栏，”他说，“你写的那些东西，你自己信吗？”
我站在那里，背对着他，包间的灯光把我的影子投在推拉门上，拉得很长。他的这个问题像一颗钉子，钉进我所有的体面和伪装里。
我没有回头。我说：“雍准，你写了十二年代办清单，你每一件事都打勾，连离婚都不例外。你问我信不信我写的东西？你信不信你写的东西？”
他沉默了。
我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很长，和律所那条不一样。这条走廊铺着深色的竹地板，两边是竹编的壁纸，空气中弥漫着清酒和榻榻米的味道。我走了大约二十步，拐过一个弯，确认已经离开了雍准的视线之后，我在墙角蹲了下来。
我没有哭。我只是蹲在那里，把脸埋在膝盖里，整个人缩成一团。走廊尽头的空调外机嗡嗡地响，声音不大，但很执着，像某种不肯消失的东西。
一个服务员经过，迟疑了一下，问：“女士，您还好吗？”
我说：“我很好。”
我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裙子和头发，走出了那家日料店。北京的夜风灌进领口，冷得我打了个哆嗦。我站在路边等车，抬头看了一眼天空，一颗星星都看不到。这个城市的灯光太亮了，亮到把所有的黑暗都遮住了。
我在想雍准的那个问题。我写的那些东西，我自己信吗？
我教女人体面地活着，体面地分开，体面地接受一切。可我蹲在日料店走廊的墙角里，缩成一团，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我到底体面在哪里？
手机震了一下。
是小周发来的消息：“桑姐，我又找到了一份材料，是雍总去年签的一份协议，关于您父亲信托基金的一份文件。我觉得您应该看一下。”
我点开附件。是一份扫描件，字迹有些模糊，但关键条款看得清清楚楚。雍准去年六月份，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配偶”身份对我父亲的信托基金提出了一份受益人变更申请。申请没有通过，因为信托文件明确规定受益人变更需要我本人书面同意。但这份申请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一件事——他不是从分居之后才开始准备的。
他一直在准备。从一开始，就在准备。
我关掉手机，上了车，对司机说：“师傅，走吧。”
车开了，北京的夜景从车窗外流过去，灯光和人影都模糊成一片。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闭上了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