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的时候我没有送。
不是不想，是他不让。
他把编织袋放在我床板上，四下看了看宿舍——
六张铁架床，十二个插座，一扇朝北的窗。
他伸手按了按我的被褥，说：薄了。又说：还缺什么？
我说不缺。他点点头，站在那里，
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插进裤兜里，
摸出一包揉皱的烟，又塞回去。
宿舍不让抽烟，他看见了墙上的告示。
那就走了。他说。
我送他到楼梯口，他摆手：回去吧，别送了。
然后转身，手扶着楼梯扶手，
一步一步往下走。楼梯间的声控灯亮了一下，
又灭了。他咳了一声，灯又亮了。
借着那光我看见他后脑勺的头发——
白了一半，像霜打过的苞谷叶子，
后颈上的皱纹一道一道，比在家时更深了。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肩膀处磨薄了，
隐约透出里面的背心。裤子是去年赶场买的，
裤腿长了一截，卷了两道边。
他走到楼梯拐角时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只是停了一下。我以为他要说什么，
可他只是站在那里，像在确认什么——
也许是确认我不会追上去，
也许是确认脚下的台阶踩实了。
然后他继续往下走，拐过弯，不见了。
我跑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往下看。
他正从宿舍楼门口出来，一个人，
穿过那片被踩秃的草坪，往校门方向走。
他的背影在正午的阳光下缩成一个小小的点，
移动得很慢，比在苞谷地里还慢。
校门口有公交站，我不知道他等了多久的车，
不知道他有没有问人该坐哪一路，
不知道他到了火车站怎么买票，
怎么挤上那趟绿皮火车，怎么在过道里站一夜。
他从来没出过这么远的门，可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把我推上车，自己走回去。
后来母亲在电话里说起那天——
他到家时天已经亮了，走了十几里夜路从镇上回村，
进门第一句话是：送到了。
然后坐在门槛上，把鞋脱了，倒出里面的石子。
脚底打了三个水泡，挑破了，抹了锅底灰。
母亲问他学校怎么样，他说：大。
又问伙食怎么样，他说：没吃，不饿。
然后站起来，扛着锄头下地去了。
我挂了电话，坐在铁架床上，
看着那个他帮我铺好的铺位——
褥子是他从家里背来的，棉被是他从家里背来的，
枕头是他从家里背来的，枕头上还留着
旱烟和苞谷地的味道。
他背了几千里路，把我连根带泥栽进这片北方的土里，
然后一个人扛着空扁担回去了。
他不识字，不会说普通话，不认识路牌，
可他从威宁到六盘水，从六盘水到北京，
一路问了无数个人，转了无数趟车，
把儿子稳稳当当送到这张铁架床上。
然后转身走回去，一个人，扛着看不见的扁担，
一头挑着空掉的编织袋，一头挑着来时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