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操场被太阳焊在地上，
水泥地的反光刺得人睁不开眼。
我们穿草绿色作训服，胶鞋底薄得像纸，
站军姿，一小时，两小时，
汗水从额头淌下来，流进眼睛里，杀得生疼，
不能擦。
教官姓李，东北人，脸黑得像锅底，
喊口令时喉结上下滚动，像一颗活珠子。
他走到我面前，盯着我的脚看：
你，脚尖外撇，重心不对。
他蹲下去掰我的脚，掰了几下放弃了，
站起来说：你怎么站的？在家下地也这么站？
我说：我家不这么站。
教官问：你家怎么站？
我没回答。
我家怎么站？
父亲在苞谷地里不是站，是弯。
弯成一把镰刀，弯成一张犁，
弯成土地庙前磕头时脊背的弧度。
他从来没有挺胸收腹、双手中指贴裤缝站过，
他的裤缝永远是一条泥印子。
母亲也不是站，是蹲。
蹲在灶口添柴，蹲在院坝里剁猪草，
蹲在井边洗衣裳，蹲在门槛上剥苞谷。
她的重心不在脚尖和脚跟之间，
在膝盖上，在腰上，在支撑她蹲了一辈子的那口气上。
而我在学校操场上站军姿，站得像一棵松，
教官说：这就对了。
可我知道，这棵松的根
不在水泥地底下。
军训第六天，队列会操。
我们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
在水泥地上踏出同一个节奏，梆梆梆，
像一群被编了号的鸟。我混在其中，
手脚摆动得和别人一样，可我知道不一样——
当他们喊“一、二、三、四”时，
我听见的是一群人在练习怎样变成同一个人。
第九天，拉练。负重十几斤，走二十公里。
出城，过农田，玉米已经收割了，
秸秆站在田里，一排排，像我们一样立正。
我路过时脚步放慢了一点，教官在后面喊：
跟上！别掉队！我加快脚步，
可回头看了好几次。那些玉米秆站在田里，
它们不用走正步，不用喊口号，
不用在规定的时间做规定的动作，
站着就是站着，倒下就是倒下。
军训结束那天，教官说：你们长大了。
他摘了帽子，露出发际线后退的额头，
和父亲有点像。我们扔帽子、拍合照、
交换手机号，我把作训服叠好塞进编织袋底层，
叠法和母亲叠被褥一模一样。
后来我穿上另一种制服——
白衬衫、黑西裤、黑皮鞋。每天早上对着镜子
扣好风纪扣，检查衬衫下摆有没有掖整齐。
这就是另一种军姿，要站一辈子。
偶尔路过操场，看见新生在军训，
听见“一、二、三、四”从围墙那边飘过来，
我会站住脚，下意识挺了挺腰。
然后笑笑，继续走路。只是在走了很远之后，
还是会想起教官问的那句话：
你在家也这么站？
我没有撒谎，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家不是站的，我家是弯的。
弯着种苞谷，弯着挑水，弯着活了一辈子。
而我学会了站，站得很直，
直得连父亲都认不出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