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给我的第一场考试，不是高数，不是英语，
是普通话。
宿舍里六个人，来自六个省。
他们说话，我听着——山东话像打夯，闷实；
东北话像炒黄豆，噼里啪啦；
湖南话像唱歌，拐弯抹角；
四川话像煮火锅，咕嘟咕嘟冒泡。
只有我开口时，他们安静了。
不是被内容吸引，是没听懂。
我把“苞谷”说成了“包谷”以外的什么东西，
他们面面相觑。我又说了一遍，
加上了手势——掰苞谷的手势，往下一压。
他们还是不懂。我只好用刚学的普通话说：玉米。
他们说：哦，玉米啊。你早说玉米不就完了。
苞谷和玉米，明明是同一种东西，
在我嘴里却成了两个物种。
最难的是声调。威宁话里，山是平的，
水是斜的，人是弯的，鬼是直的。
到了北方，山变成了第一声，高上去；
水变成了第三声，拐个弯；
人变成了第二声，往上挑；
鬼还是鬼，但调值从一声跌到三声，
像从山顶滚到沟底。
我的舌头在嘴里打结，
像一条被翻出土的蚯蚓，不知往哪儿钻。
普通话课上，老师让每人念一段课文。
我念的是《春》：“盼望着，盼望着，
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念完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说贵州。她点点头：听出来了，平翘舌不分，
前后鼻音不分，声调不准。
她让我把“春”再念一遍。我念了，她摇头。
再念。再念。再念。念到第七遍，
她终于说：差不多了。然后请下一位同学。
那天下课后我跑到操场边上，
对着围墙把“春天”念了一百遍。
围墙那边是条水沟，沟里蛤蟆呱呱叫，
像在笑话我。我捡了块石头扔进去，
蛤蟆不叫了，我继续念。春天的春，春天的天，
春——天——舌头抵住上颚，气流从鼻腔出来。
我念了一整个下午，直到舌头会了，
可耳朵还是听不出区别。那一声“春”，
从操场飘到宿舍，从宿舍飘到食堂，
飘过整个大一上學期，像一片找不到枝头的叶子。
后来我学会了普通话。学会把苞谷叫玉米，
把洋芋叫土豆，把晓得叫知道，
把安逸叫舒服。舌头驯服了，声调标准了，
没人再问我是什么地方人。
可夜深人静时，舌头会擅自回家——
它绕过所有的声母韵母声调，
直接抵达威宁：苞谷地里掰苞谷的咔嚓声，
母亲在灶房喊我小名的尾音，
父亲在田埂上说“天干了”的那个“干”字。
原来方言是舌头的故乡，普通话是舌头的远方。
舌头走得再远，根还扎在威宁的土里。
多年后，我在县城做公务员，用普通话开会发言，
字正腔圆，抑扬顿挫。领导说我进步大。
只有我知道，每句话出口前都先在嘴里
颠三倒四好几遍，把苞谷换成玉米，
把想要说的话换成允许说的话。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普通话考试，
只是考的不是发音，是活法。
而那个在操场边上念“春天”的少年，
还在围墙下站着，舌头抵住上颚，
气流从鼻腔出来——春。
围墙那边的蛤蟆叫了又叫，叫了又叫，
像是替他说出了那个始终发不准的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