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通知书在堂屋供桌上放了三天，
和毛主席像并列。
父亲每天从地里回来，洗手，走过去看一遍。
母亲不识字，也凑过去看，指着那个红戳问：
这就是大学？父亲说：这就是。
走的那天，父亲把通知书从我手里接过去，
用塑料纸裹了三层，塞进内衣口袋，
贴着胸口。那是他放钱的位置。
他说：这个比钱金贵。然后扛起编织袋走在前面。
编织袋是装化肥的那种，上面印着“尿素”，
洗了好几遍，两个字还隐隐约约。
从村里到镇上，从镇上到县城，
从县城到六盘水，绿皮火车停在站台上，
喘着粗气，像一头跑累了的老牛，
腹腔里全是滚烫的蒸汽。
父亲从内衣口袋掏出通知书，递给我，
塑料纸上还带着他的体温。
然后他把我塞进车厢。不是送，是塞——
他站在月台上，我站在车门口，
中间隔着一步远，他突然伸手推了我一把。
那一推，和他在苞谷地里推我往前走的力道
一模一样。然后把编织袋从窗口递进来，
说：接好。又说：到了打电话。
又说：没钱了写信。
又说——
火车开了。车轮碾过铁轨，咯噔，咯噔。
月台往后退，父亲往后退，
他举起来要挥手的手往后退，
整个威宁往后退。我趴在窗口，
看见他还站在原地，手举了一半，
像一尊没有完工的雕塑。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也许说了什么，
也许没说，被车轮碾碎了。
车厢里挤满了人。蛇皮袋、编织袋、帆布袋，
扁担、被褥、暖水瓶。有人蹲在过道里，
有人躺在座位底下，有人把孩子举在头顶。
空气里混着方便面、汗、烟和铁锈的味道。
我找到一个角落靠窗坐下，把编织袋夹在两腿之间，
手紧紧攥着拉链。里面是棉被，棉被里缝着学费，
母亲缝的，针脚又密又深，她说这样小偷摸不到。
天黑下来时，窗外什么都看不见了，
只有偶尔闪过的灯火——不是城里的霓虹灯，
是山里的农户，一盏，两盏，三五盏，
散落在群山里，像被随手撒出去的苞谷粒。
我盯着那些灯看，心想：它们和我家一样，
煤油灯下也许正有一个女人在纳鞋底，
一个男人在磨锄头，一个孩子在写作业。
然后火车一拐弯，灯就不见了，
被山吞掉了，被夜吞掉了，
只剩下玻璃窗上映出的自己的脸。
那是我第一次长时间注视自己的脸。
窗外的天开始发白时，平原铺展开来——
平的，无边无际的平，没有山，没有坡，
没有苞谷地，没有洋芋花。
土地被犁成整齐的方块，
一块一块，像用尺子量过的作业本。
我在上面写不出一个字。
多年以后，每次坐火车回威宁，
我都会在六盘水站台上站一会儿，
看绿皮火车喘着粗气开进来。
父亲已经不在了，月台翻修过了，
只有那咯噔咯噔的车轮声还在，
像一个磨了十八年的名字，
慢慢念出来——咯噔，咯噔。
每一声，都是铁轨在唱：
把你送走的是我，
把你接回来的也是我。
可我心里知道，有些东西再也接不回来了。
它们留在了第一次离家的车厢里——
父亲举了一半的手，
母亲缝进棉被的针脚，
窗外被山吞掉的灯火。
那年绿皮火车拉着我穿过整个中国南方，
从云贵高原到华北平原，
从雨季到旱季，从苞谷地到课本上的北方。
它拉走的不只是一粒被铁轨磨得发烫的种子。
它不知道这粒种子将在北方的冻土里
躺过四个冬天，才慢慢学会发芽。
而那张贴着父亲胸口揣了一路的通知书，
后来被我压在办公室抽屉最底层，
塑料纸还没拆，红戳还是红的，
只是那个用胸口给它保温的人
再也看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