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有好几个四川媳妇，她是其中一个。
没人记得她的名字，都叫她“那个四川来的”。
怎么来的，说法很多。有人说是被拐来的，
有人说是自己跟人跑来的，有人说是亲戚介绍的。
她自己从不解释，只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
蹲在院坝里剁猪草，刀起刀落，又快又匀，
猪草碎成指甲盖大小，堆成一座小山。
白天跟着男人下地，背苞谷、掰苞谷、晒苞谷，
什么活都干，什么活都干得比别人快。
晚上回来煮饭、喂猪、洗衣服，
一直忙到天黑透了，才坐在门槛上歇一歇。
她不跟村里的媳妇们扎堆说闲话，
一个人独来独往。可她会说四川话，
教孩子们说——龟儿子、要得、巴适、
瓜娃子、摆龙门阵。孩子们围着她学，
她就笑，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
那是她最好看的时候。
后来她生了个女儿。男人嫌不是儿子，
喝了酒就打她。夜里听见她在哭，声音压得很低，
怕吵醒孩子。第二天一早，
她又蹲在院坝里剁猪草了，
刀起刀落，和往常一样。
只是手腕上多了一圈青紫。
女儿三岁那年，她跑了。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有人说在威宁县城见过她，
有人说她回了四川老家。男人去找过几回，
都没找到，回来把气撒在女儿身上，
说：你妈不要你了。
女儿吓得缩在墙角哭，她奶奶护着：
你别打孩子，是你把人气跑的。
她跑得干干净净。没有留下照片，
没有留下信，只留下了那口四川话——
村里那些她教过的孩子，到现在还说“要得”，
说“巴适”，说“龟儿子”。
那些词语像她撒在这片土里的种子，
种在孩子们的舌头上，再也拔不掉。
有一年暑假，我在镇上车站等车，
看见一个女人的背影很像她。
她提着个编织袋，头发剪短了，
穿着一件褪色的花衬衫，
正往一辆长途客车上挤。我想追过去喊她，
可客车已经开了，尾灯在暮色里一闪一闪，
很快消失在盘山公路的弯道里。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她，
也许只是另一个背着编织袋离开的女人——
四川的，云南的，贵州的，哪里的都行。
在黔西北，这样的女人很多，
来了又走了，像风吹过苞谷地，
苞谷叶子哗哗响一阵，
又安静下来。
去年回村，看见她女儿已经长大了，
初中毕业，在镇上超市当收银员。
她说一口威宁话，偶尔蹦出一个“要得”，
语气和她妈一模一样。
她没见过她妈，家里一张照片都没有。
可她的四川话还在，
从她妈嘴里传到她嘴里，
经过了一个不知所终的四川女人
和一个在风中长大的威宁女孩。
这是她们母女之间唯一的联系——
几句四声拐弯的四川话，
在黔西北的苞谷地里回荡了那么多年，
却比任何绳子都结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