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有个圆章，木头柄，橡胶面，
蘸一下印泥，往纸上一盖，
救济粮就下来了。
那印子圆圆的，红红的，像一枚太阳。
纸是白的，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名字，
每个名字后面跟着数字：
几口人，几亩地，几斤粮。
我见过那张纸，贴在村公所的墙上，
风吹雨淋，红印子慢慢褪成粉色，
像太阳落山后留在天边的那一抹。
村长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矮胖，
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
胸前口袋里插着两支笔，
一支圆珠笔，一支钢笔。
他盖印的时候很慢，
先看纸上写的什么，再看人，
然后把印泥盒打开，章按上去转一圈，
举到嘴边哈一口气，
稳稳地盖下去。
那个动作像在做一件神圣的事，
手不抖，印不歪，一次成功。
村里人找他办事，都在门口等着，
不敢进去，只把头探进门框里喊一声：
村长——他抬起头，摘下老花镜，
说：进来。就这一个词，
有时候有下文，有时候没有。
有的，他会在那张纸上找到名字，
盖章，撕下来递过去；
没有的，他站起来，走到门口，
低声说：今年没有了，下回。
那人不走，他也不关门，
就那么站着，直到那人转身离开。
有一年大旱，救济粮下来了。
母亲让我去村公所领，我端着簸箕，
排在队伍里，听见前面的人说：
今年粮少，怕不够分。
轮到我时，村长看看我，又看看名单，
说：你家五口人，三十斤苞谷。
然后盖了章，把条子递给我，
又从抽屉里摸出一颗水果糖塞在我手心里，
说：去粮站领。那颗糖是橘子味的，
糖纸粘在糖上，剥不下来，我连纸一起塞进嘴里。
后来我考上大学，迁户口，
去村公所开证明。
村长已经老了，头发全白了，
手开始抖，盖印时怎么也盖不正，
盖了好几次才勉强盖上去，
印泥沾多了，印子洇成一片红，
像一朵开败的花。
他说：出去好好念，别回来了。
说完站起来，把我送到门口——
这是他第一次送人送到门口。
后来村里换届，村长不干了。
新村长是他儿子，章也换了新的，
木头柄变成了塑料柄，印泥盒是新买的，
红色的盖子上印着“高级印泥”四个字。
老村长蹲在自家门口晒太阳，
手里空空的，手指还在动着，
像在给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盖章。
有一年冬天，村里搞低保评选，
新村长召集开会，我正好回村。
老村长蹲在墙角，听了一会儿，
站起来走了。我跟出去，问他：
怎么走了？他说：不关我的事了。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看着远处说：
我盖了一辈子章，没盖错过一个，
每一个印子后面都是人命。
我没接话。他拄着棍子往家走，
背影像一枚模糊的旧印章。
多年以后，我在办公室签字，
握笔的姿势和握章有点像，
签完名，打开抽屉找公章盖上去。
印泥是新的，红的，盖上去很清晰。
可每次盖完，我都有一种错觉：
那个红圈里缺了点什么——
也许是哈出的那口气，
也许是按下去时手腕上的力道，
也许是那个矮胖老人站在门口说“进来”时，
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他的章早就没用了，
可他盖过的那些红印子，
还印在那些被他放行的人命里，
一个一个，像永不褪色的太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