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父不是亲叔，是父亲的堂弟，
在村西头煮酒，煮了二十年。
煮酒坊是一间石头房，盖在河沟边上，
远远就能闻见一股酸中带甜的酒糟味。
走近了，那味道更浓，浓得人发晕，
像一头扎进发酵的苞谷堆里。
门口堆着几口黑陶大缸，缸沿上结着白霜，
那是酒曲，叔父说，缸越老，酒越香。
叔父从酒坊里出来时，整个人冒着热气，
像刚从蒸笼里捞出来的。他赤着上身，
脊梁上的汗珠一颗一颗往下滚，
混着酒糟的酸味。裤腰上系一条辨不清颜色的毛巾，
隔一会儿扯下来擦一把脸。我跟着父亲进去，
看见一口大铁锅架在灶上，锅里煮着苞谷，
咕嘟咕嘟冒着泡。锅上面架着木甑子，
甑子顶上又扣一口铁锅，锅里装冷水——
叔父说，那是冷却用的，酒蒸汽碰到冷锅底
就凝成酒，顺着竹管一滴一滴淌进酒坛里。
那根竹管只有筷子粗，酒从管口流出来，
不是流，是滴，一滴一滴，像输液。
叔父拿个土碗接了小半碗，递给我父亲：
哥，尝尝，头道酒，刚出来的。
父亲接过去喝了一口，喉结上下滚了一下，
眼睛眯起来，哈出一口酒气说：烈。
叔父笑了，那笑在蒸汽里模糊成一团。
煮酒费柴也费粮。几百斤苞谷才出一坛酒，
叔父把煮过的酒糟堆在屋后，
堆得像座小山，苍蝇嗡嗡地围着飞。
婶子就是被这酒糟味熏跑的——
也不是亲婶子，跟了他三年，没领证。
有一年夏天，她收拾了几件衣裳走了，
有人说是去了浙江，有人说是跟了一个收酒的小贩。
叔父没去找，只是那天晚上一个人坐在酒坊门口，
把刚接的那坛酒喝掉大半，第二天照样起来煮酒。
从那以后他话更少了。煮酒、出酒、卖酒，
赶场天把酒坛子搬上三轮车拉到镇上，
一块钱一碗，喝的人蹲在车旁边，
喝完了抹抹嘴说：好酒。他就点点头，
收钱，找零，找完再往碗里倒一点说：送了。
这辈子他就做过这么一种买卖，
成本是苞谷和水和柴和时间，
利润是那一句“好酒”和找零后多倒的那一小口。
村里红白喜事都用他的酒。
娶媳妇用，嫁闺女用，老人过世也用。
他的酒流过全村的喉咙，
流过那些笑的和哭的夜晚。
可他自己喝得越来越多了。
有几年我每次回家都听说他又醉了，
躺在河沟边上，鞋掉了一只，
狗在旁边舔他的手。
后来我在北方读书，寒假回家，
看见煮酒坊的烟囱不冒烟了。
父亲说，镇上开了个酒厂，机器煮酒，
一天出几千斤，价格只有叔父的一半。
叔父的三轮车再也骑不到镇上了，
那些蹲在车旁边喝一块钱一碗酒的人
都去超市买瓶装酒了，瓶子上贴着商标，
商标上印着“纯粮酿造”。
父亲说：纯个屁，你叔那才叫纯粮。
现在叔父老了，煮不动酒了。
煮酒坊的屋顶塌了一个角，那口大铁锅
锈出一个洞，雨漏进来，滴在锅底，
又从锈洞里漏出去。酒糟山还在屋后，
已经板结了，上面长出蒿草。
叔父坐在河沟边上，脚泡在冷水里，
手里握着一个空碗，时不时举起来喝一口。
其实碗里什么也没有，他已经戒酒了，
医生说他再喝肝就坏了。
可那个端碗的动作还在，举起来，仰头，
喉结滚动，放下碗，抹抹嘴——
这一套程序走了几十年，
现在走的只是空碗。
我有时想，叔父煮的哪里是酒，
是把苞谷的魂逼出来，又把人逼成酒。
那些年他的酒流过那么多人的喉咙，
现在他自己被抽空了，像一坛敞了口的老酒，
酒精都挥发了，只剩清水。
我在县城有时陪领导吃饭，
端起酒杯，和桌上的人碰杯，
说一些和酒无关的话。酒很贵，包装精美，
入口绵柔，不上头。可我知道这不是酒，
这是商标，是价钱，是利益交换的媒介。
真正的酒在叔父的煮酒坊里，
在那一滴一滴从竹管口淌出的透明液体里，
在那群蹲在三轮车旁喝一块钱一碗的人
抹嘴说“好酒”时眼睛里闪的光里。
去年清明，我回老家上坟，
路过叔父的煮酒坊。断墙还在，石磨还在，
那几口黑陶大缸还在，缸里积着雨水，
水面漂着一层绿色的浮萍。我蹲下来，
用手指沾了一点放进嘴里——
不是酒味了，是雨水和苔藓和时间的味道。
叔父拄着棍子站在门口，头发全白了，
喊我小名，声音哑得像隔着一层酒糟。
他问我：在县城喝酒不？
我说：喝得少。
他点点头，说：少喝好。
然后他靠在门框上，不再说话。
河沟里的水还在流，
流过煮酒坊，流向山外，
带走了苞谷的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