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姐出嫁那年，我十一岁，她十六。
喜事是腊月里办的。天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院坝里却热气腾腾，借来的桌椅从堂屋摆到路边，
红塑料桌布被风吹起来，用碗压住四角。
表姐坐在里屋的床上，穿一身红衣，
不是婚纱，是镇上裁缝做的那种红棉袄红棉裤，
头发盘起来，插了几朵红色的绢花。
她脸上的粉涂得太厚，白得不像她，
只有眼睛还认得——那双眼睛从前在坡上放羊时
是笑着的，现在垂着，盯着自己的手指，
偶尔抬起来看一下窗外，像在等什么，
又像怕等的东西来得太快。
外面在催上轿。说是轿，其实是辆面包车，
车头上绑了朵红花，红布扎的，
被风吹得歪向一边。
表姐站起来，忽然回头看了一眼。
她看的方向不是堂屋，不是院坝，
是东边——东边山坡上，苞谷地已经收完了，
只剩枯秆在风里站着。我们小时候在那片坡上
割过猪草，她教我认哪种草猪爱吃，哪种不能碰。
她背着背篓走在前面，辫子在背后晃来晃去，
唱山歌，嗓子亮得像苞谷地里的云雀。
现在她穿着红棉袄站在门槛上，
那只脚迈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了。
唢呐吹起来，尖厉厉的，撕开腊月的风。
表姐被扶进面包车，车门关上的响声很闷。
车开走时扬起一阵灰，红色的那朵花
在倒车镜上晃了晃，转过弯就不见了。
院坝里的人继续吃席，划拳声一浪高过一浪，
红烧肉端上来时还冒着热气。
后来听说表姐过得不好。男人喝酒，喝醉了打她。
她跑回过娘家，又被送回去。又跑，又被送回去。
后来不跑了，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娃一个女娃。
去年回村见到她，已经认不出了，胖了，黑了，
头发随便扎着，穿着一件褪色的棉袄
在院坝里喂鸡。我叫她，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那笑和十几年前坡上的笑不一样。
我问她：还唱山歌不？她摇摇头，把一瓢苞谷
撒在地上，鸡围过来抢食，她看着鸡说：忘了。
我没有忘。我记得她背着背篓走在我前面，
辫子晃来晃去，山歌飞过苞谷地。
我记得她回头看了一眼东边的山坡，
那时候她眼睛里的光还没灭。
我在县城办公室，写一份关于农村妇女权益的
调研报告，键盘哒哒哒响了一下午。
写到最后一段，我停下手指，
想起表姐，想起她回头看的那一眼，
想起山歌，想起那朵被风吹歪的红花。
我把报告里“成效显著”四个字删掉，
改成了一行字：她们曾经唱过山歌。
然后我把这一行也删了。
打印机嗡嗡吐纸时，
窗外有鸟叫，叫得像苞谷地里的云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