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那天，父亲扛着锄头出门，
不是去挖地，是去看地。
冻了一冬的土，硬得像铁。
他蹲下，用手掌贴住地面，
像贴在谁的额头上试体温。
良久，他说：地醒了。
我问怎么醒的，
他说，你听。
我趴下去，耳朵贴着泥土，
什么也没听见，
只听见风从枯草上刮过，
和远处谁家的狗叫。
父亲说，再听。
我闭上眼，屏住呼吸，
忽然听见一种极细极轻的声响，
不是虫鸣，不是水声，
是土在松动的声响——
冰碴子在融化，
草根在伸懒腰，
冬眠的虫在翻身。
那是土在动，
在把自己从里到外翻过来，
像睡了一冬的人，
终于欠了欠身。
父亲开始挖地。
一锄下去，土翻开来，
背面湿漉漉的，冒着热气，
像刚揭开的蒸笼。
蚯蚓被翻出来，
在阳光下扭了几下，
又钻回土里。
父亲说：蚯蚓都醒了，
人不能再睡了。
他跟土地说了一辈子话，
都是这么说的——
不是用嘴，是用锄，
用犁，用赤脚踩进去的深浅。
地回他的话也不是用声音，
是用庄稼的长势，
用秋天的收成，
用那些从土里冒出来的
绿豆芽、玉米苗、麦子穗。
这是一场漫长的对话，
从立春开始，
到大寒结束，
然后下一个立春再来。
那天他把整块地都翻了一遍，
翻出来的土块排列整齐，
像给大地换了床新被褥。
他站在地头，拄着锄头，
看着翻过的地，
像看着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傍晚回家，他饭量比平时大，
吃了三碗面条，
喝了一碗面汤，
然后坐在门槛上剔牙，
跟母亲说：今年墒情好。
母亲嗯了一声，
把洗脚水端过来，
他把脚伸进去，
舒服得叹了口气。
那年春天，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父亲看完，放在桌上，
去地里又翻了一遍土。
回来时天已黑透，
他坐在灯下，把通知书又看了一遍，
还是什么也没说。
可我看见他指甲缝里
还嵌着新翻的泥土，
那土和我将要去的城市之间，
隔着两千公里。
他想的是：地翻了，该下种了。
我想的是：录取了，该出发了。
我们在同一盏灯下，
想的不是同一件事。
今年立春，我在县城，
没有地可翻。
坐在办公桌前，
把文件翻过来，翻过去，
纸是干的，没有湿土味，
不会冒热气，
下面也没有蚯蚓。
我忽然想给父亲打电话，
问他地翻了没有，
墒情好不好。
电话接通，他咳了两声，
说：翻了。你呢？
我说：也翻了。
挂了电话我愣了很久——
我翻了什么？
一堆纸，几本书，
一张写了几行又删掉的诗稿。
这算不算翻身？
我不知道。
只知道立春的风从窗外吹进来，
和那年在地头上吹过的，
是同一种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