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点，周老板的车从镇上开出。车窗半开着，夜风灌进来把他的头发吹得向后倒，他单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在方向盘上打着节拍，嘴里哼着一首老歌的调子——调子跑了半截，他自己也没察觉。过了镇上的最后一家超市之后，路灯就没了，路两边全是黑黢黢的庄稼地，只在远处偶尔有一两户人家的窗户还亮着，小得像火柴头。
他今天的情绪不太差。虽然额头上的伤口还没完全好，纱布换成了小块的创可贴，但那块地说到底还是拿下了。合同虽然没签，但村长的态度已经松了，那个姓林的大学生吓唬了他两句，也就是两句而已。他活了四十多年，被人恐吓过不止一次，哪次也没当真。他给自己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雾从嘴角漏出去被风扯碎。
车过了村口那块石碑的时候，发动机响了一声。先是轻轻的一下咳嗽，然后是转速表指针摆了一下，整台车就像被人掐住了喉咙一样，车身一沉，仪表盘的灯全灭了。周老板踩了一下油门，踏板是空的，车没有反应。他拧钥匙打火，发动机吭哧了两次之后重新启动了，仪表盘上的灯又亮了。
“破车。”他骂了一句，踩油门提速。
车往前走了十米，又熄了。这一次熄得更干脆，像有人拔掉了电源线，方向盘下面的仪表盘全黑了，连空调都停了。他在黑暗里坐了三秒钟，重新打火，车又走了十米。第三熄，第四熄，第五熄。每次重启，车能勉强前进一小段，然后像个跑累了的人一样停下来，安安静静地歇在路中央。第五次熄火之后他抬起头，目光落在挡风玻璃外。路右边有一棵老槐树，月光从树冠的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洒了一地碎银子。树底下站着一个人。那人穿着一身白色寿衣，袖口宽大，衣摆垂到脚踝，脸在月光下模糊成一团。但周老板能感觉到那人在动——嘴角的方向有一个细微的弧度，像是在笑。
他屏住呼吸，打火。车响了。他猛踩油门，车冲出去了。冲出去不到十五米又熄了。他的心跳堵在嗓子眼里，手指攥着方向盘攥出了一手汗。第六次。他抬头再看的时候，寿衣老人已经不在树底下了。它站在车头正前方，两只手按在引擎盖上。周老板透过挡风玻璃看见那双手——干枯的、灰白色的，指甲是黑的，按在黑色车漆上像十根枯树枝贴在油亮的表面上。仪表盘上的指针开始胡乱地摆动，转速表从零跳到顶又弹回来，油压表的指针在底部和顶部之间来回撞，每一次撞击都带着细微的咔嗒声。
他不转了，这一次他没有再打火。他坐在驾驶座里，后背紧贴着椅背，整个人僵得像被钉住了。车窗被敲了三下。第一下，他的左肩缩了一下。第二下，他的下巴开始抖。第三下他僵硬地转过头去。寿衣老人的脸贴在驾驶座旁边的车窗玻璃上，隔着玻璃看着他。那张脸近得周老板能看见上面的纹路——皮肤像干透的泥巴，嘴角的纹路像旱地里的裂缝。它的嘴唇动了，声音隔着玻璃传进来，沉闷的、湿漉漉的，像是从地底下很深的地方被什么东西托着送上来。
“不是说好不征了吗？”
周老板尖叫了。他叫得像个孩子，声音劈了叉，尖锐地撞在车顶内壁上又弹回来。他伸手去拧钥匙，手抖得插不进去，插了三次才拧动了。发动机响了一声，仪表盘灯亮了，他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往前一窜，轮胎在土路上擦出一声短促的尖叫，冲过了村口弯道，冲上了通往县城的公路。后视镜里那棵老槐树越来越小，但那个穿寿衣的身影没有追上来。它就站在原处，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看着他的车越开越远。
周老板一路没停。他把油门踩到底，车速飙到了限速线的顶，到了县城边上才开始降。他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一点半，前台小姑娘在打瞌睡，被他推门的声响惊醒抬起头，看见周老板白着一张脸，嘴唇的血色像被抽干了。她问了一声“周总您没事吧”，周老板没回答，径直上了电梯。电梯里的灯白得刺眼，他靠着墙壁站着，两条腿还在发抖，撑不住似的。
回到房间他脱了外套扔在床上，没有洗澡，没有换睡衣。他拉过被子把自己裹住，整个人缩在床头，两只手隔着被子抱着膝盖。空调开着，但他还是觉得冷，冷得牙齿碰牙齿发出细微的磕碰声。他就那么坐着，眼睛睁着，盯着对面墙上那幅酒店标配的风景画，画里是一片梯田。他盯着那片梯田看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他站起来，膝盖咔嚓响了一声，像生锈的零件被强行掰动了。他走进卫生间洗了一把脸，水龙头的水还是凉的，浇在脸上比平时更醒神。他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脸——嘴唇发白，眼眶发青，额头上的创可贴翘了个角，露出一截还没长好的伤口。
他换了件干净的衬衫，但忘了扣最下面那颗扣子。他下楼的时候前台小姑娘刚换班，新来的值班经理端着一杯豆浆正在看手机，看见他从电梯里走出来多看了两眼。周老板没看他，推门出去了。他的车还停在酒店门口，车身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前挡风玻璃上结了晨露。他拉开车门的时候手还在抖，抖得钥匙捅不进锁孔，捅了三次才成功。他把车开上了通往言灵村的土路，这一路他没有哼歌，没有抽烟，两只手紧紧抓着方向盘，眼睛直直地看路。
他停在林言家门口的时候，发动机还没熄就开门下来了。他的皮鞋踩在泥地上鞋跟歪了一下，他没管。他走到那扇漆面斑驳的木门前，抬起手拍了几下。拍完门之后他往后退了半步，然后膝盖弯了下去。他的膝盖磕在水泥门台上，噗的一声，像两块石头碰在一起。他把额头贴下去，贴着门框边沿那块被早起阳光晒暖的石板。
“林先生！”他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蹭铁皮，“祖坟不征了！我不征了！我捐两百万修祠堂！一分地都不动！”他磕了一个头，额头撞在石板上发出闷响。周围传来脚步声，有人从院子里探出头来，有人从隔壁院墙后面露出半张脸，有人端着粥碗站在巷子口张望。村民越聚越多，交头接耳的声音像一群蜜蜂嗡嗡地响。
门开了。林言站在门里面，脚上趿着一双旧拖鞋，夹克的拉链拉到一半，头发睡得翘了一撮。他低头看着跪在门口的那个人，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那张脸上没有得意，没有愤怒，也没有同情，只是平平的，像一碗放凉了的水。
“早说啊。”他说。
门又关上了。周老板还跪在那里，额头抵着石板的印记还没消失。村民们的议论声像水漫过了堤坝一样涨起来，有人笑了一声，有人拍了谁的肩。周老板跪在那儿没有站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撑着地面直起腰。他的膝盖沾了灰，西裤的前膝位置磨出了两道灰白的痕。
林言关上门之后没有立刻走开。他在门板后面站了一会儿，后背贴着门，听着门外周老板渐渐远去的脚步声。那脚步声拖着地，像两条灌了铅的腿。他等那声音彻底消失了才抬起手慢慢撸起左臂的袖子。那条黑纹，他在祠堂看的时候还只到手腕，现在已经安静地绕着他的手肘走了大半圈。像一条细长的黑蛇盘在那儿，皮肤表面凸起了一丝，手指摸上去能感觉到微弱的凸起。
地底下传来一声。咚。这次的声响跟前面任何一次都不一样，不是敲击，不是敲门，不是叹息。是笑声。低沉的，从喉咙深处挤压出来的笑，像是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一顿饱饭，吃完了从胃里升上来的满足。那声音从他的脚底传上来，透过鞋底，透过脚掌，顺着小腿骨往上爬，爬过膝盖，爬到腰，像有人在他背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林言垂下手，袖子滑下去盖住了黑纹。他没有低头看，也没有跺脚。他只是站在门后面，嘴角抿成一条线，看不见弧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