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琬姐，你真不来？”
苏晚宁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带着那种我熟悉到反胃的甜腻。她是我带的实习生，三年前进所的时候一口一个“姐”叫我，眼睛亮晶晶地说最崇拜我。
我当时还觉得这姑娘挺可爱。
“婚礼？”我把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中间，双手翻着审计底稿，“谁的？”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我的呀。”苏晚宁笑了，“暨琬姐，我请你那么多次了，你都没回我消息。我和亓砚三月十六号办婚礼，在颐和公馆。你一定要来哦。”
我的手顿住了。
亓砚。
这个名字像一根针，细得看不见，却精准地扎进某个我以为早就结了痂的地方。
我没有动，手指还按在底稿上那串数字中间，但是那一页纸上的所有数字都模糊了，变成灰蒙蒙的一片。我盯着看了三秒钟，然后慢慢把笔放下，坐直了身体。
“你说谁？”
“亓砚呀。”苏晚宁的语气轻快得不像话，“就是……你前夫嘛。暨琬姐你不会介意吧？都离婚十年了，我以为你早就不在意了。”
十年。
我确实不在意了。
但“不在意”和“你前夫要娶你带的实习生”是两回事。
我没说话。苏晚宁大概觉得我的沉默就是默认，又补了一句：“暨琬姐，我真的特别感激你。你教了我那么多，尤其是你说的那句话——‘男人嘛，用得着就行’。我一直记着呢。”
我笑了。
真的笑了。
那句话我说过。三年前她失恋，哭得稀里哗啦，我把她摁在工位上，递了纸巾，随口说了一句：“苏晚宁，男人嘛，用得着就行。用不着了就换，哭什么。”
我当时是在安慰她。
她倒好，把我前夫“用”上了。
“好啊。”我说，“我一定到。”
挂了电话，我坐在工位上愣了好一会儿。窗外是深圳三月的回南天，玻璃上蒙着一层水雾，整个城市像泡在一杯温吞的茶水里，浑浊不清。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的日期。
三月二号。
离三月十六号还有十四天。
我翻了翻通讯录，找到那个好久没点开的对话框。上一次和亓砚说话，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条群发式的“新年快乐”，我回了个表情包。仅此而已。
离婚十年，我们维持着一种礼貌的，冷淡的，几乎为零的联系。没有孩子，没有财产纠纷，干净得像一份标准格式的审计报告——所有的科目都结清了，没有任何往来余额。
但现在，这个账要重新算了。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靠在椅背上看天花板。所里的灯管坏了一根，闪一下，灭一下，闪一下，灭一下，像一个快要断气的人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想起十年前。
也是三月，深圳也是这样的回南天。我站在亓砚公司的楼下，等他下班。他那天比平时晚了两个小时才出来，衬衫领口有一颗扣子没扣好，身上有陌生的香水味。
“加班了。”他说。
我没问他加了什么班，因为他的车副驾驶座上有一根长发，染过的，栗色，长度到肩膀。
我的头发是黑色的，短的。
我只是看了那根头发一眼，然后看他的眼睛。他躲开了。
“暨琬，你想多了。”
“好。”我说，“那就当我想多了。”
我没闹，没吵，甚至没有哭。我回到家，把他的东西收进三个纸箱里，放在门口。然后我洗了澡，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看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他回来，看到门口的三个纸箱，愣了一下。他进门的时候我在签离婚协议，一式三份，笔迹端正，连一个涂改都没有。
“暨琬，你能不能——”
“签字。”我说。
他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说点什么像样的话，但他最后只是拿起笔，在每一页的签名栏写了名字。
亓砚。
两个字，一共十二画。
他写得很慢。写完之后他没有抬头，说了一句：“暨琬，你不后悔？”
我把协议收进文件袋里，拉好拉链，站起来，看着他的眼睛说：“亓砚，离婚这件事，谁后悔谁孙子。”
十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赢了。
但现在我突然不确定了。
我拿起手机，重新看了一眼苏晚宁发来的电子请柬。浅金色的底，玫瑰花的边框，两个人的名字排在一起——
新郎：亓砚
新娘：苏晚宁
时间：三月十六日十八时
地点：颐和公馆三楼宴会厅
我把请柬放大了看，苏晚宁的照片笑得灿烂，亓砚的侧脸看起来比十年前老了一些，但轮廓还在。他搂着苏晚宁的肩膀，表情平静，看不出欢喜，也看不出不欢喜。
就像当年签离婚协议的时候。
我退出请柬，打开微信，给一个人发了条消息：“何律师，帮我查点东西。”
何晏回得很快：“说。”
“我前夫的准配偶，苏晚宁。查一下她的底。”
何晏发了个问号，然后又说：“你前夫？亓砚？他终于要再婚了？”
“嗯。”
“对象是谁？”
“我带过的实习生。”
何晏沉默了几秒，然后打了一行字过来：“暨琬，你确定你要去？”
我看着那行字，慢慢打了一行回去：“我什么时候当过缩头乌龟？”
何晏发了个捂脸的表情，说：“行，三天内给你。”
我把手机放到一边，重新拿起笔，继续翻审计底稿。
那串数字我看进去了。
一个亿。
苏晚宁跟的那个项目的账面流水，一个亿。但是我在交叉复核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有一笔三千二百万的资金，从供应商账户转了一圈之后，回到了一个关联方账户，而那个关联方的法人代表，我见过。
是亓砚的大学同学。
我把这一页底稿抽出来，单独放进一个文件夹里，在封面上写了一个字：待。
然后我合上文件夹，关了台灯，拿了包走出公司。
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镜面不锈钢的墙壁上映出我的脸，三十八岁，短发，眼角有细纹，嘴唇抿成一条线。
我看着那张脸，想起十年前亓砚说的最后一句话。
他说：“暨琬，你太硬了。太硬的东西容易碎。”
我当时笑了笑，说：“那你就去找个软的。”
现在他找了。
软的，年轻的，嘴甜的，会撒娇的，我亲手带出来的。
电梯到了一楼，门打开，外面的风灌进来，湿漉漉的，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腥味。
我走出大楼，站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一件事。
苏晚宁是三年前来所里的。三年前——那是亓砚跟我最后一次联系的时间吗？不对，我们断断续续还有联系，过年过节，偶尔问候。但真正断了那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那种残留的联系，大概是两年前。
两年前亓砚给我发了一条很长的消息。
他说：“暨琬，我想了很久，我想我们应该重新开始。”
我当时刚结束一个连续加班二十七天的项目，整个人像一条被拧干了的毛巾，又干又皱。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吃一碗泡面，面汤溅到了手机屏幕上，我擦了一下，看到“重新开始”四个字。
我笑了。
然后我打了三个字回去：“你配吗？”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发过这种消息。
现在想想，他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跟苏晚宁有联系的吧。
或者更早。
三年前，苏晚宁来所里实习的时候，她就知道亓砚是我前夫。她问过我一次：“暨琬姐，你前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当时怎么说来着？
我说：“一个普通男人。”
她说：“普通男人是什么样的？”
我说：“用得着的时候有用，用不着的时候就换。”
她笑了，笑得花枝乱颤，说：“暨琬姐你说话真有意思。”
现在想来，有意思的不是我的话，是我的话给了她一个理由。
一个可以心安理得接近亓砚的理由。
“用得着就行。”
——她确实用得着。
亓砚是中学副校长，副处级，有房有车，在深圳这个地方算是拿得出手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他是她认识的所有男人里，唯一一个跟我有关的人。
有些女人就是这样的。
她们不一定要那个男人，但她们一定要那个男人是“别人的”。
而那个“别人”最好是她认识的，她羡慕的，她想成为的人。
我站在路边等出租车，看着来来往往的车灯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拖出一道道红白相间的光痕，忽然觉得有点好笑。
十年了。
我以为我早就把亓砚这个人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清除了，就像清除一个病毒文件一样。但事实证明，病毒会变异，会伪装，会以一种你完全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出现在你的系统里。
出租车来了，我拉开车门坐进去。
司机问：“去哪儿？”
我说：“颐和公馆。”
司机愣了一下：“今天？”
我说：“不是，提前踩点。”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但没说什么，踩了油门，车子滑进了雨雾里。
车窗外的深圳模糊得像一幅没干透的水墨画。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闭上眼睛。
何晏的消息震了一下我的手机。
“暨琬，你说巧不巧，苏晚宁的妈，跟你前夫的大学同学苏维扬，是亲姐弟。”
我睁开眼。
苏维扬。
亓砚的大学同学，最好的兄弟，婚宴上坐主桌的那种关系。
也是——那个账面流水穿透的最后一层，关联方的法人代表。
我慢慢笑了。
“何律师，”我打字，“你会查账吗？”
“不会。”
“那你帮我做另一件事。”
“说。”
“三月十六号，帮我约一个证人。”
“谁？”
我打了个名字过去。
何晏发了一长串感叹号，然后说：“暨琬你疯了？”
我说：“我没疯。我清醒得很。”
手机屏幕暗下去，又亮起来。何晏最后发了一条消息：“你确定你要这么干？”
我看着那条消息，想了很久，打了两个字回去：“确定。”
车窗外的雨越下越大。
出租车司机放了一首歌，老掉牙的粤语歌，一个女人在唱：“如能忘掉渴望，岁月长，衣裳薄。”
我闭上眼睛。
三月十六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