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那天我请了假。
我没有去机场，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几点的航班。我只是坐在家里，开着电视，把声音调得很低，听一个什么购物频道的主持人在卖一款看起来并不好用的拖把。
九点十七分，手机震了。
“走了。”
两个字。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回了一个字：“好。”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天，两天，三天。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
没有消息。没有任何消息。
我知道这是正常的，他出任务的时候手机是关机的，甚至可能不带手机。但知道是知道，担心是担心，这两件事从来不冲突。
我开始失眠。
以前失眠的时候我会喝热牛奶，但喝了也没用，我还是会躺在床上想一些有的没的。现在失眠的时候我会坐在阳台上，看着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地灭掉，直到整个小区都安静下来，像一座孤岛。
我同事说我最近瘦了。我说没有，称过了，还是老样子。她说你就是瘦了，脸都尖了。我说可能是发型的关系。她说不是，你少骗人，你是不是又喝冰美式了？我说没有，早戒了。
她看着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廉荔，”她说，“你要是还惦记人家，你就去问问呗。”
“问谁？”
“你装什么。”
我没装。我真的不知道问谁。屠朔的同事我不认识，他的领导我不熟悉，他的朋友——他有朋友吗？我以前觉得他没有，后来发现他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他从不在我面前提，也从不在家打电话，他的社交圈对我是个黑洞。
我以前觉得那是不信任我，现在觉得，也许他只是在保护我。
知道的越少越安全，这个道理我懂。
可是懂又怎么样。
第五周的时候，小周给我打了个电话。
“荔姐，我跟你说个事你别紧张。”
“什么事？”
“你先坐下。”
“我坐着呢。”
“你再坐稳一点。”
“小周，你到底说不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屠队出事了。”
我手里的杯子掉在了地上，碎没碎我没看，我只记得我站起来的时候膝盖撞到了茶几，很痛，但我没有感觉。
“什么事？”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的任务出了意外，人受了伤，现在在xx医院。我也是听小林说的，他说屠队昏迷了，还没醒。”
“哪个医院？”我的声音在发抖，但我自己听不出来。
“xx医院，在城西那个。荔姐，你要去吗？我陪你？”
我已经挂了电话。
出门的时候我穿着拖鞋，没换。打的的时候司机看了我一眼，说你住在附近吗，怎么穿着拖鞋就出来了。我说去医院，麻烦您快一点。
快一点。
屠朔，你能不能也快一点。
快一点醒过来。
医院在城西，从我家过去要穿过整个市中心。早高峰刚过，路上不算堵，但红灯太多了。每一个红灯都像是一个世纪那么长，我坐在后座上，手指一直在扣膝盖上牛仔裤的破洞，那个洞本来很小，等我到医院门口的时候，已经被我扣成了一个大窟窿。
急诊在三楼，我穿着拖鞋跑上去的时候，走廊里有好几个穿警服的人。
小林先看见我的，他站起来叫了一声“廉姐”，然后看见我的样子，愣了一下，大概是从没见过我这么狼狈。
“他怎么样？”我喘着气问。
“还在手术，”小林说，“已经进去三个多小时了。”
“什么伤？”
小林犹豫了一下。
“枪伤，”他说，“腹部。”
我靠在墙上，整个人软了下去，像被人抽走了骨头。
枪伤。腹部。
这两个词在我脑子里转了几圈，每个词都在我身上砸出一个坑。
“廉姐，你别担心，我们队里最好的医生在给他做手术，他会没事的。”
我想说“我知道”，但我的嘴张不开。我想哭，但我的眼泪掉不下来。我就那么靠在墙上，看着手术室门口那盏红色的灯，它亮着，像一只不眨的眼睛。
走廊里有好几个屠朔的同事，有几个我面熟，大部分我不认识。他们看见我都挺意外的，大概是因为屠朔从来没提过我，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一个“来送水果的老女人”。
那个陈芳也在，坐在走廊另一头，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她看见我的时候，表情很不自然，把头转了过去。
我没在意她。
我在意的只有那盏灯。
灯灭了。
手术室的门打开的时候，我几乎是冲过去的。
医生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一点笑意，像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信号。
“手术很成功，子弹取出来了，没有伤到主要脏器。病人生命体征稳定，但失血比较多，还需要观察。麻药过了应该就能醒。”
“应该？”我抓住了这个词。
“一般都能醒，”医生说，“他是警察吧？身体素质很好，你们不用担心。”
一般。应该。你们不用担心。
这些词连起来，翻译过来就是：我也不确定。
屠朔被推出来的时候，我几乎认不出他。
他躺在病床上，脸比纸还白，嘴唇是没有血色的灰。他的眼睛闭着，睫毛很长，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他的手臂上扎着好几根管子，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地往下滴，像是在倒数着什么。
我跟着病床走，一直走到ICU门口。
护士拦住了我：“家属才能进。”
我说：“我是他妻子。”
话说出口我才意识到我说了什么。但没有人质疑我，可能是因为我看起来真的太像一个吓坏了的妻子了，穿着拖鞋，牛仔裤破了一个洞，眼眶是红的，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进了ICU。
他躺在那里，呼吸很浅很慢，胸口随着呼吸轻微地起伏。监护仪上的数字跳动着，绿色的线条在屏幕上划出一道道弧线。那些数字我看不懂，但我知道它们还在跳动，这就够了。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床边。
他的右手放在被子外面，手背上扎着留置针，透明的胶布把针固定住，胶布边缘已经有点翘起来了。我伸手过去，小心翼翼地，用指尖碰了碰他的手指。
是凉的。
他的手从来都是热的。以前冬天我手冷的时候，会把双手塞进他的口袋里，他会握住我的手，掌心像个小暖炉。他的手心有一层薄薄的茧，是常年握枪磨出来的，粗糙但很暖。
现在它是凉的。
我用两只手捂住他的手，想把我的温度传给他。
“屠朔，”我小声说，“你答应过我的，你回来的时候给我带杯热的。”
监护仪滴了一声，像是回应。
我在椅子上坐了很久，久到不知道过了几个小时。护士进来换过一次药，量了一次体温，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后来有人进来了。
脚步声很重，是那种皮鞋踩在地板上的声音。我转过头，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白衬衫，没有穿警服，但站在那里就是一股子官气。
他看见我，脚步停了一下。
“你是？”他问。
我站起来，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
“我是廉荔。”
“廉荔？”他皱了下眉，像是在回想这个名字，然后他的表情变了，“你就是廉荔？”
“您认识我？”
他看了病床上的屠朔一眼，又看了看我，然后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屠朔的，”他说，“他进手术室之前，让小林转交给我的。说如果他有什么事，就让我把这个交给你。现在他没事了，但我还是觉得应该给你看看。”
我接过那个信封，很轻，薄薄的，像什么都没有。
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我把它们抽出来，纸张是普通的A4打印纸，上面的字是手写的，钢笔字，一笔一划都写得很用力，有些地方被划掉了重写，涂改的痕迹很明显。
第一页的抬头是：“关于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说明。”
我的眼睛扫过那些字，一行一行地往下看。开头几行是格式化的法律文书用语，什么“申请人屠朔，男，汉族，xxxx年x月x日出生”，什么“被申请人——”那里空着，没有写名字。
但再往下看，我的视线被钉住了。
“本人屠朔，因工作性质特殊，长期处于高风险环境中。本人于xxxx年xx月立下遗嘱，指定以下人员为本人遗产继承人：廉荔，公民身份号码——”
我的眼泪掉在了那张纸上，墨水洇开了一点。
遗嘱。遗产继承人。
他把遗产留给了我。
离婚四年了，他的遗嘱上写的还是我的名字。
我继续往下看，在最后几行，找到了法院给我打电话的原因。
“本人申请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受益对象由本人变更为廉荔，因本人近期执行的任务存在极高风险，任务对象曾对本人亲属进行过威胁。本人与前妻廉荔虽已解除婚姻关系，但本人确信，一旦本人遭遇不测，本人所涉案件的相关人员极有可能对廉荔进行打击报复。”
“故申请法院将廉荔纳入保护范围，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由辖区派出所对其住所进行定期巡查，直至本人任务结束或威胁解除。”
“以上申请，廉荔本人不知情。请法院在审批过程中，注意保护其隐私，勿使其知晓此事。”
我看完了最后一个字，把那张纸攥在手里，攥得皱巴巴的。
“他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我对那个男人说，声音是哑的，“对吗？”
那个男人——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屠朔的领导，市局的副局长——点了点头。
“他跟法院申请的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保护，”他说，“法院通知你是个意外，内部流程出了纰漏。屠朔知道以后，说过要追责，但后来他去执行任务了，这事就搁下了。”
我转过头，看着病床上的屠朔。
他的脸还是白的，还是那种没有血色的灰。他的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做噩梦，又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这个躺在病床上，刚从鬼门关回来的人，在去执行那个“不能说的任务”之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申请法院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保护我。
他不是因为抚养权去的法院。
他是为了我。
从头到尾，都是为了我。
我弯下腰，把脸埋在他没扎针的那只手的掌心里。他的掌心还是凉的，但好像比刚才暖了一点点，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屠朔，”我的声音闷在他的掌心里，“你是不是傻。”
监护仪又滴了一声。
我把那张遗嘱塞进自己的口袋，把信封收好。然后我坐回椅子上，把他的手重新握住。
“你快点醒过来，”我说，“醒过来我给你买热美式，不加冰。你想喝多少喝多少，我不拦你了。”
他的手指动了一下。
很轻，很轻的一下，像是蝴蝶扇了一下翅膀。
但我的掌心，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