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调解。
我走进调解室的时候，傅征已经坐在里面了。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领带是爱马仕的，袖扣是卡地亚的。整个人看起来像刚从杂志封面上走下来，除了眼眶下面淡淡的青色。
方远桥坐在他旁边，面前摊着一沓文件。
调解员是个五十多岁的女法官，姓罗，面相很和善，但眼神很锐利。她看了看双方，先开口：“今天主要是调解，双方如果能达成一致意见，就不用开庭了。傅征这边，你先说说你的想法？”
方远桥把一份文件推过来。“我方同意协议离婚，财产按对等原则分割。房产，车辆，存款均可对半分。关于律所股权，傅征先生愿意出让百分之二十给岑芮女士，高于法定标准。”
罗法官看了看那份文件，又看了看我。“岑芮，你的意见呢？”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U盘，放在桌上。“罗法官，在谈财产分割之前，我想先提交几份补充证据。”
罗法官看了眼U盘。“什么证据？”
“第一份，傅征先生三年前的病历和化验单，证明其患有严重生精功能障碍，无法自然生育。第二份，傅征先生伪造的仁爱医院精子冷冻登记单，经鉴定系伪造。第三份，傅征先生伪造我的出轨证据，包括照片和转账记录，同样经鉴定系伪造。第四份，林知意女士的羊水穿刺报告和亲子鉴定申请，证明其腹中胎儿与傅征先生无生物学亲子关系。第五份——”
“够了。”傅征的声音忽然响起来，低沉又急促。
整个调解室安静了。
方远桥没有看他，也没有看我，只是盯着桌上的那份文件，表情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罗法官皱起眉头。“傅征，调解还没结束。”
“我不同意调解了。”傅征站起来，椅子往后一滑，发出刺耳的声响。
方远桥终于抬起头来，看了傅征一眼，没说话。
“那就开庭。”罗法官的语气不冷不热，“周三上午九点，第三法庭。”
傅征转身走了。调解室的门被他拉开又关上，发出一声闷响。
方远桥没有跟着走。他收拾好桌上的文件，站起来，对我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只有我能听见：“嫂子，你的U盘，最好多备几个。”
我抬头看他。
他已经转身走了。
调解结束后，我回到医院，换了白大褂，走进产房。一个二胎的经产妇，宫口已经开了八指，疼得满头大汗。她的丈夫在外面签字的，手抖得写不了名字。
“深呼吸，不要急。”我扶住产妇的肩膀，“你是经产妇，二胎很快的。听我的节奏，吸气——呼气——吸气——”
她抓住我的手，指甲嵌进我的手背。我没躲。
二十分钟后，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孩，六斤七两，哭声洪亮。
我把孩子放在产妇胸口，她哭了，笑着哭了。“医生，谢谢你。”
这句谢谢，我听过不下一千遍了。
每一次听，我都觉得值得。
晚上七点多，我下了班，走出医院大门。外面在下小雨，我撑开伞，准备去停车场。
“岑医生。”
我转头。
林知意站在医院门口的雨棚下，穿着一件深色风衣，肚子比上次见又大了一些。她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脸色比上次更差，嘴唇几乎没有血色。
“羊穿结果出来了。”她把信封递给我，手指在发抖。
我接过来，拆开，抽出报告。
染色体核型分析，46，XY。但是基因检测那一栏，HTT基因重复序列拷贝数：46次。
正常值是小于35次。40次以上，发病。46次，已经是确定的亨廷顿舞蹈症基因携带者。
我把报告折好放回信封，还给她。
“你打算怎么办？”
林知意咬着嘴唇，眼眶红了，但没有哭。“我今天去找傅征了，他说……他说这个孩子跟他没关系，让我自己处理。”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你呢，你自己怎么想？”
她低下头，沉默了很久。雨棚上的雨水滴下来，落在地上，噼噼啪啪的。
“我想要。”她说，声音很轻，“但是我知道我不能要。”
我没说话。
她抬起头看我，这一次没有躲闪。“岑医生，你能不能帮我做手术？”
“可以。”我说，“明天你来挂我的号，我给你开术前检查的单子。终止妊娠在二十六周之内都可以做，你现在应该是二十四周左右，还来得及。”
她点了点头，转身要走。
“林小姐。”
她停下来。
“你还有退路。”我说，“你没有嫁给傅征，你没有跟他的孩子，你才二十六岁。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她没有回头，只是站了几秒钟，然后走进了雨里。没有撑伞，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雨幕中。
手机响了。是小周。
“岑姐，周三开庭的安排出来了。傅征那边提交了新的证据清单，我发到你邮箱了。姐，你确定周三要自己出庭吗？”
“确定。”
“可是方远桥真的很难对付，你一个人——”
“小周，”我打断她，“我不需要赢他。我只需要让所有人看到真相。”
挂了电话，我去了停车场，坐进车里，没发动。雨刷一下一下地刮着前挡风玻璃，雨不大，但一直在下。
我闭上眼睛，深呼吸。
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事情。想起我第一天进妇产科实习的时候，带教老师跟我说的话。他说，岑芮，你要记住，妇产科医生不只是接生的，我们是在帮女人做选择。生还是不生，切还是不切，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每一个选择都很重，重到有些人一辈子都扛不起来。你要帮她们扛。
我做妇产科医生十四年了，帮了不知道多少女人扛选择。轮到自己的时候，才发现有些选择只能自己扛。
我发动车子，开出停车场。
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家便利店，我停下来买了一杯热咖啡。站在便利店门口喝的时候，看到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孩子在避雨，孩子大概两岁，趴在妈妈肩膀上睡着了，嘴角挂着一串口水。妈妈一手抱着孩子，一手试图从包里找雨伞，手忙脚乱的。
我走过去，把我的伞递给她。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谢谢。
我说不客气。
转身往车走的时候，雨淋在头上，冰凉的。我忽然笑了一下。
三年前，傅征说想要孩子的时候，我是什么心情来着？是高兴。很纯粹的高兴。我想我终于能给这个男人生一个孩子了，一个流着他血的孩子，一个长得像他也像我的孩子。我去做了孕前检查，医生说你的身体条件很好，可以怀孕。我高兴得一夜没睡，想着要怎么告诉他。
然后我看到了他的化验单。
FSH 18.6。
我没告诉他我看到了。我只是把所有报告都收进了抽屉，然后跟他说，医生说我们可以再等等，现在工作都太忙了。
他问多久。
我说，不急。
那之后，他开始频繁出差，频繁应酬，频繁深夜不归。我以为他是太想要孩子了，所以压力大。我给他煲汤，给他炖补品，甚至自学了男性生殖营养学，每天都变着花样给他做吃的。
他不知道那些汤里加了什么。牡蛎，核桃，番茄红素，锌，硒，左卡尼汀。全都是为了提高精子质量的。
我不敢告诉他FSH 18.6意味着什么。
不是不想，是不敢。
因为一旦说了，就意味着他知道我偷看了他的病历。意味着他知道了我知道他的秘密。意味着我们之间的关系，从夫妻变成了医生和病人。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夫妻，在生殖科的走廊里，一个想治，一个不想治，最后都散了。
我害怕散了。
现在想来，真可笑。
他不怕散了。他早就找好了退路。找了一个不知情的姑娘，用伪造的精子来源，替自己生一个“孩子”——确切地说，是替孙皓生一个携带亨廷顿舞蹈症基因的孩子。
而我，还在担心他介意自己的病。
我淋着雨走回车里，头发湿透了，贴在脸上。手机又响了。
是陈恪，我们医院的心胸外科主任。
“岑医生，听说你周三要自己上法庭？”
“消息传这么快？”
“医院就这么大，你又是我们的当家花旦。”陈恪笑了一下，然后声音认真起来，“需要我出庭作证吗？那张照片的事，十一月份我在昆明，有会议签到记录，也有往返机票。”
“暂时不用。不过，谢谢你。”
“客气什么。对了，王淑芬的子宫肌瘤术后病理出来了，良性，你可以放心。”
“好，知道了。谢谢。”
挂了电话，我把湿头发拢到脑后，发动车子。
回到家，换了干衣服，把那张羊穿报告的照片发给了一个记者朋友——不是要曝光，是要做个备份。
周三开庭之前，我需要做好万全准备。
周二晚上，我整理所有的证据到凌晨三点。
病历，化验单，照片，转账记录，录音，聊天截图，仁爱医院的医疗事故报告，孙皓的家族遗传病史，林知意的羊穿报告，傅征伪造的证据鉴定书，方远桥提交的证据清单对比……
我面前摆了两大摞材料，每摞十厘米厚。
手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了的黑咖啡，没心情热。
窗外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天像一块黑色的幕布压在头顶上。
我看着那些材料，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的累，是从骨头里面往外透出来的那种累。我想起傅征求婚那天，当着几百号人单膝跪下，说“我会用我余生的每一天来爱你”。他说话的时候看着我的眼睛，表情那么认真，认真到我现在都愿意相信，那一刻他是真心的。
只是后来，他变了。或者，他原本就是那样，只是我没看到。
又或者，我看到了，但我不愿意相信。
凌晨两点十七分，我合上最后一本证据册，关了台灯，躺到床上。
闭上眼睛，脑海里不断闪回各种画面。傅征的笑脸，傅征的戒指盒，傅征深夜回来时身上的香水味，傅征给我盛的汤，傅征伪造的那些照片，傅征在调解室站起来转身离开的背影。
翻来覆去，睡不着。
索性不睡了。
我起床，洗了个热水澡，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对着镜子梳头的时候，看到自己眼底的血丝，和两年前相比，我老了很多。三十五岁之后，皮肤的弹性下降得很快，笑起来眼角的纹路越来越深。但我的眼神变了——两年前那个会为了一句话就哭的岑芮不见了，镜子里这个人，眼睛里没有眼泪，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很安静的坚定。
天亮了。
周三，开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