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
手机屏幕亮起来的时候，我正在给来访者做记录。手指悬在键盘上方，余光扫到那条推送消息，其实本来不会注意的，但“刑警”两个字像钩子一样，把我的视线生生拽了过去。
【我市刑警支队破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队长屠朔接受专访】
我打错了一个字。
删掉，重打。又错了一个。
来访者坐在我对面，她还在说她和她先生之间的事，说他们已经三个月没有好好说过一句话了，说他们之间隔着一堵墙，明明睡在同一张床上，中间却像隔着一条银河。
“廉医生？”她察觉到我走神。
“嗯，我在听。”我说，“你刚刚说你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沟通了。”
其实我没有在听。
我的脑子里全是那条新闻推送。屠朔。这个名字我已经很久没有念过了，久到舌头都有点陌生。但它还是像一根针，轻易地扎进我不知道哪个地方，不太痛，就是有点酸，有点胀。
咨询结束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我送走来访者，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把那个案子的咨询记录整理完。天色暗下来，窗外是那种灰蒙蒙的蓝，像一块被洗了太多次的旧抹布。
手机又震了一下。
是同事小周发来的微信：“荔姐，今晚队里聚餐，你来不来？”
我打了一行字：“不去了，有点累。”
还没发出去，她又发了一条：“对了，你听说了吗？屠队那个案子上了央视，好家伙，三分钟专访，排面拉满。”
我把前面那行字删掉，重新打：“我跟他早就没关系了，不用跟我说他的事。”
发完我把手机扣在桌上，去给自己倒了杯水。水是凉的，我喝了一口，胃里像被人攥了一把。
早就没关系了？
谁说的。
离婚四年了，两千八百多个日子，我还是会在听到他名字的时候，心脏先于大脑做出反应。像个条件反射，像个后遗症，像个治不好的慢性病。
我拿起手机，搜索了那条新闻。
视频里他坐在镜头前，穿着深蓝色的制服，肩膀上的警衔又升了。他比四年前老了，眉心那道竖纹更深了，鬓角有几根白头发。但他还是很好看，是那种不太好惹的好看，眉骨很高，眼窝很深，看人的时候像在审犯人。
记者问他：“屠队，这个案子侦破了，您最想说什么？”
他顿了一下，说：“没什么好说的，分内的事。”
还是那样。惜字如金。以前我跟他吵架，永远是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他就在那儿坐着，一句话都不说，等我吵累了，他递一杯水过来，问一句“说完了没有”。那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比吵架本身更让人崩溃。
我把视频划走了，然后又划回来。
存了个截图。
我告诉自己这不是因为我还惦记他，只是想看看他老成什么样了。有点解气。
手机又震了。小周说：“荔姐，我跟你说个事你别生气啊，今天我去刑警队送材料，看见屠队了。然后他看了我一眼，问我‘廉荔还好吗’。我说挺好的。他就没再问了。”
我没回。
过了五分钟，小周又发：“他说了句‘叫她少喝冰美式，胃会疼’。”
我把手机摔在沙发上，起身去厨房煮了碗面。面煮糊了，我对着那碗糊了的面条站了很久，最后还是倒掉了。
他怎么还记得我喝冰美式的事。
他怎么还记得我的胃会疼。
我把冰箱里的冰美式拿出来，看了一眼，又放回去了。
然后我换了身衣服，出了门。
出租车停在刑警支队门口的时候，我其实还没想好自己要来干什么。手里提着一袋水果，站在门口像个探病的家属，问题是这里没人需要我探病。
门卫大爷换了人，不认识我，问我是谁。
我说：“我是……来送个东西。”
“送什么东西？给谁？”
“屠朔。”我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有点紧，“我是他……以前的朋友。”
门卫大爷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正要说话，身后有人喊了一声：“廉姐？”
我转过头，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穿着警服，看着眼熟，想不起来叫什么。
“真是你啊廉姐！”小伙子笑着走过来，“我是小林啊，小林！以前跟屠队的时候见过您。您来找屠队？”
“不是，”我说，“我就是路过，送点水果。”
“屠队在三楼呢，我带您上去。”
“不用了，真的不用……”
他已经转身往里走了，我只能跟上去。走廊里有种消毒水和旧文件混在一起的味道，这味道我曾经很熟悉。以前我常来这里找他，那时候他还不是队长，还在刑侦大队当副手，经常加班到凌晨，我带着宵夜过来，坐在他办公桌对面等他把报告写完。
那时候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再等我十分钟。”
每次都等成四十分钟。
三楼到了。走廊尽头那间办公室的门开着，灯很亮，有说话的声音传出来。
小林先走过去了，我慢了几步。等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里面一个年轻女声说：“屠哥，您看看这个报告行不行。对了，刚才楼下那个阿姨是谁啊？年纪不小了还来送水果，不会是您以前那个……”
“出去。”屠朔的声音。
“不是，屠哥我就是……”
“我说出去。”
我站在门口，刚好和她打了个照面。
她很年轻，二十三四岁的样子，马尾扎得高高的，脸很白，眼睛很大，看着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她看见我愣了一下，大概是在想“这阿姨怎么上来了”。
她看了我一眼，从我身边走过去的时候，我听见她很小声地跟另一个人说：“就是她啊？长得也就那样吧。”
另一个人赶紧拉了她一把，两人快步走远了。
我提着那袋水果站在门口，看见屠朔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看一份文件。他大概是嫌热，袖子卷到小臂，露出腕骨和青色的血管。他的手指很长，骨节分明，以前牵我手的时候，我的整个手都被他包着。
他抬起头。
我们就这么隔着六七步的距离，对视了大概有两秒钟。不长不短，刚好够我在他眼睛里看到一点意外，一点别的什么东西，但又很快被他收了回去。
“你来了。”他说。
声音还是那样，低低的，有点哑，像砂纸打磨过的。
“嗯。”我把水果袋放在门口的柜子上，“队里的大爷说你好久没回家了，给你送点吃的。”
我没说那袋水果是路过超市的时候花了三百多块买的，也没说我换了三趟车才到这里。
他看了那袋水果一眼，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不客气。他就是这样的人，以前我给他做饭，他从来不说好吃，但会把盘子吃得干干净净。
“进来坐。”他说。
“不坐了，我赶时间。”
“赶什么时间？”他靠在椅背上，看着我，那双眼睛里带着一点我看不懂的东西，“九点半了，你赶什么时间？”
他连这个都算过。从我家到这里，打车四十分钟，坐公交一个小时，不管哪种方式，九点半这个时间点，都显得“马上就走”这个说辞有点站不住脚。
我站在门口没动。
他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饮水机前面，倒了一杯水，放在我对面的位置上。
“坐一会儿。”他说。语气不是邀请，是那种他习惯性的，对谁都一样的命令式。但我听得出区别，他对别人下命令的时候是没商量的，对我是留了余地的。
那个余地就是，我随时可以走。
我走了过去，坐在那个位置上。
他在我对面坐下来，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然后把手机扣在桌上。我记得他以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从不扣手机，是离婚以后养成的习惯吗？还是只是不想让我看见什么？
“最近怎么样？”他问。
“挺好的。”我说。
“工作忙吗？”
“还行。”
“接了几个来访者？”
“四五个吧。”
“能养活自己吗？”
我抬起头看他，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不是在讽刺我，是真的在问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这很屠朔，他永远关心的是最实际的东西，比如我能不能吃饱，有没有地方住，冬天暖气够不够热。他从来不说什么情话，但他的关心都长在骨头里，不动声色的。
“能养活。”我说。
沉默了一会儿。
“小周说你问我了。”我主动开口。
他嗯了一声，没有否认。
“问我喝冰美式的事。”
“少喝点，对胃不好。”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低着头在看桌上那份文件，好像只是随口提了一句，很随意，随意的像这件事根本不重要。
但如果不重要，他不会问小周。
如果不重要，他不会记得我的胃会疼。
“我早就不喝了。”我说。
他手上的笔顿了一下。
“戒了？”他抬起眼看我。
“离婚以后戒的。”我说，“因为没有人提醒我了，我怕自己喝到胃出血没人管。”
这句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太刻意了，太像在试探了。我廉荔什么时候变成这种人了，说句话都要绕三个弯等对方来接。
但他接住了。
“那现在又有人提醒了，”他说，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是不是可以喝了？”
我没接话。
办公室的灯很亮，白炽灯的那种惨白，把他脸上的疲惫照得一览无余。他眼底有明显的黑眼圈，皮肤也比以前差了一些，眉心那道竖纹像是刻进去的。三十七岁的男人，按理说还不到老的时候，但他看起来像是用了很多年，像是把自己磨薄了一层。
我突然有点难过。
“屠朔。”我叫他。
“嗯。”
“你还好吗？”
他看着我，没有立刻回答。他的眼睛很深，像两口井，我不确定里面有没有水，还是早就干涸了。
“不好。”他说。
这两个字说得太平静了，平静的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但我听懂了。一个从来不会说“不好”的人，说了“不好”，那就是真的不好。
我想问为什么不好，但我没问。因为我知道答案。或者说，我怕那个答案不是我想要的。
“你那个小徒弟，”我说，“挺年轻的。”
“哪个？”
“就刚才出去的那个，马尾辫那个。”
他皱了下眉：“陈芳？”
“嗯。她说我是‘那个老女人’。”
他手里的笔啪地一声搁在桌上。
“她说的？”
“她小声说的，但我听见了。”
他的下颌线绷紧了，太阳穴那里的筋跳了一下。我知道这个表情，他生气了，而且是那种克制着的，随时可能爆发的生气。
“我会处理。”他说。
“我不是来告状的，”我说，“我就是觉得她说得也没错。我三十四了，在二十三四岁的姑娘眼里，可不就是老女人吗。”
“你三十四，”他一字一顿地说，“你哪里老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重，像是生气了，又像是在替我抱不平。但我觉得他生气的原因可能不止这个，他生气的点也许是我居然会觉得自己老了，也许是我居然会因为别人说的话而觉得自己老了，也许是我居然已经跟他离婚四年了，这四年里他没能陪着我一起变老，于是我一个人的变老就显得特别漫长，特别孤单。
“我走了。”我站起来。
“廉荔。”
我没有回头，但我停了下来。
身后安静了几秒。
“没什么。”他说，“路上小心。”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他又说了一句。
“水果我收了。明天给队里的人分一分。”
我差点笑出来。这个人，明明可以把那袋水果当成一个私人的礼物收下，却非要说成是给队里分的。他在用这种方式划清界限，又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还是收下了。
我走出刑警支队大门的时候，夜风灌进领口，有点凉。我站在路边等车，手机震了一下。
是小周发来的消息：“荔姐，你去刑警队了？”
我回：“没有。”
“你别骗我了，小林都跟我说了，你在屠队办公室坐了快一个小时。”
我打字的手停了一下。有那么久吗？我感觉才十几分钟。
“我就送了个水果。”我回。
“送水果送一个小时？”
我没回了。
出租车来了，我上车，报了地址。车子开出去五分钟，手机又震了。
不是小周。
是一个陌生号码，发了一条短信。
只有五个字：“到了说一声。”
我盯着那五个字看了很久。
他知道我换手机号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拿到的，也许是问了小周，也许是找了别的渠道，总之他就是有办法。他是刑警，找一个人的联系方式对他来说太简单了，简单的像呼吸一样。
但他问小周“廉荔还好吗”的时候，没有要我的联系方式。
他等到今天，我出现在他办公室门口，才发了这条短信。
他不主动，但他一直在等。
我靠在后座上，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不是因为伤心，也不是因为高兴，是因为一种很复杂的委屈，像一个迷路了很久的人，忽然看见远处有亮光，不确定那是不是自己的家，但还是忍不住想哭。
我回了两个字：“到了。”
然后把手机关了。
那一晚我睡得很不好，翻来覆去地做梦，梦见以前的事。梦见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他把我从心理咨询室的年会上接走，喝得半醉，靠在他肩上说胡话，他一直稳稳当当地扶着我，一只手掌着我的腰，掌心很烫。
还梦见最后一次见面，在民政局门口，他签完字把笔一放，转身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走远，走得很快，一次都没有回头。那天下着雨，他没打伞，深蓝色的警服肩膀上洇出一片深色的水渍，像一块没洗干净的墨迹。
我在梦里喊了一声“屠朔”，他好像听见了，停了一下，但没有回头。
然后我就醒了。
枕头上是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