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三月，沧州的雪化尽了。
荒原上的泥土被雪水泡得松软，踩上去能没到脚踝。山脚下那七棵松枝插下去之后，劳穴光每天下山时都要拐过去看一眼。六棵已经枯了，只有田横哥哥坟前那棵冒出了一粒米粒大的新芽。劳穴光蹲在松枝前看了很久，回去对阮明正说了一句话：“活了一棵。”阮明正没有接话，但当天在册子的空白处加了一行字。
这个春天来得不容易，但毕竟来了。
连云寨的废墟上重新立起了十几间茅棚，比原来的更结实，也更规整。劳穴光带着田横和几个汉子在山腰两侧各搭了一座哨楼，用山石垒的地基，上面架了木制的望台，站在台上能俯瞰整个沧州平原。季广陵从城里弄来了几口新铁锅，还弄来了一袋盐——盐在河北是稀罕物，价格不比药材便宜，老卒们看见盐比看见银子还高兴。
一切都在慢慢好起来。但好起来的时候，往往就是麻烦找上门的时候。
三月初七，沧州知府派了一个推官上山。推官姓马，四十来岁，精瘦，下巴上蓄着一撮稀疏的山羊胡，说话的时候喜欢翘着二郎腿，脚尖一颠一颠的。他带了两名衙役，骑马来的，到了山脚下不下马，让衙役上山传话，说沧州知府有令，连云寨“聚众滋事”，限三日内解散，逾期派兵围剿。
戚少商不在寨中。阮明正让田横快马去追——戚少商原定今早出发去定州，走了才两个时辰，应该还没出沧州地界。然后他整了整衣冠，亲自下山迎接。他是书生出身，知道怎么跟官府打交道——至少知道怎么在不动刀的情况下拖延时间。他把马推官请到寨中唯一的议事棚里坐下，奉上热茶。
马推官端着茶杯却不喝，只是拿杯盖拨了拨茶叶沫子，打量了一下棚内的陈设——四面土墙，一张旧木桌，几条粗木凳。“你们寨主呢？”
“外出未归。”
“寨里现在谁管事？”
“寨主不在时，由在下暂代。”
“你叫什么？”
“阮明正。”
马推官听到这个名字后，拨茶叶的动作忽然停住了。“沧州乡试的解元？”他把茶杯放在桌上，语气从刚才的打官腔忽然变得认真了些，“元丰二年——放榜之后忽然弃考的那个阮明正？”
“是我。”
“可惜了。”马推官沉默了一会儿，把那杯茶端起来喝了一口，又放下，语气不再像刚才那样居高临下，“你是个读书人，应该知道聚众结寨是什么罪名。知府大人这次不是吓唬你们——沧州都监已经点了兵，我来是给你们最后一个机会。解散，下山，各回各家，以前的事既往不咎。”
阮明正没有接话。他从怀里掏出那本烧焦了一角的册子，翻到第一页，平摊在马推官面前。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人名——不是花名册，是阵亡记录。七个人的名字、籍贯、卒年。
“这七个人，”阮明正指着第一个名字，“田单，三十六岁，沧州人。他爹是禁军左厢步军都虞候田安——这个名字，马推官应该听说过。田安是楚余声将军的部将，十年前被牵累贬死岭南。田单没有落草，没有劫掠，他在沧州城外种了六年地。今年二月十二，他死在这座山上。杀他的人不是匪，是刑部的暗探。”他翻到第二页，“老孙头，六十一岁，也是沧州人。曾在楚将军帐下效力。二月十二，死在寨中灶台旁边，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根柴火。马推官，你告诉我——一个六十一岁的老人，能犯什么罪？”
马推官低头看着册子上的名字，没有说话。他看了很久，然后合上册子，放在桌上。
“阮先生，”他的语气变了，不再是官场上居高临下的腔调，而是一个读书人跟另一个读书人说话的语气，“你写的这些，我相信。你这个人，我也听说过——敢在贡院门口烧应试文书的，全河北就你一个。你觉得知府大人让我来，是为了听你讲故事？我实话跟你说——知府也不想派兵。上次那个开封府的铁捕头在衙门里拍了桌子，知府也知道你们不是匪。但刑部的缉拿令是真的，傅宗书压下来的公文是真的。知府夹在中间，不派兵就是抗命。他需要你们给他一个台阶。”
“什么台阶？”
“下山。不是解散——是下山，到官府备个案，说你们不是山寨，是民团。沧州这几年盗匪横行，朝廷鼓励各州县办民团自保。把连云寨的名字改成连云民团，换一面旗，知府的台阶就有了。傅宗书再要剿你们，知府就能跟他扯皮——民团是合法的，朝廷公文有据可查，刑部无权越级指挥地方民团。”
阮明正沉默了一瞬，问：“马推官为什么愿意帮我们？”
马推官笑了笑，站起身来，放下茶杯。“我不是帮你们。我是帮知府。知府不想半夜被人戳脊梁骨。”他站起来走到棚口，望了一眼山下的沧州平原，又望了一眼山上正在重建茅棚的身影，回头看了阮明正一眼，“那个铁捕头临走的时候，在知府衙门说了一句话——‘连云寨替你们守北面山口，你们连粮食都不肯出，还算什么父母官。’这话很重。所以粮食是铁捕头替你们要来的，我只是递了个话。”
他走到棚口，又停住了。远处山腰上，周瘸子正拄着拐杖在废墟里翻找还能用的铁锅，老腿一瘸一拐，走两步歇一步，却不肯让人帮忙。常四平的独臂袖管在风里空荡荡地晃，他用另一只手拖着木料，木料太粗太长，拖了两步就滑脱了，他又捡起来继续拖，像是在跟什么东西较劲。
“这些人，”马推官指了指山下那些忙碌的身影，“都是楚家旧人？”
“大部分是。”阮明正站在他身后。
马推官沉默了一会儿，把帽子端端正正戴好，往山下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头也不回地留下一句：“三天后我来取答复。在此之前，不会有兵上山。”他顿了顿，“楚将军的事——我爹当年在他帐下做过事。不多，就两年。但我爹说，那两年是他这辈子最干净的两年。”
他翻身上马，带着两个衙役下山去了。马蹄声渐渐远去，消失在晨雾笼罩的官道上。
戚少商赶回寨中已是黄昏。他听了阮明正的转述，沉默了一会儿。“马推官说的备案——可靠吗？”
“可靠。”季广陵在一旁答道，“民团备案是河北各州通行的做法，不算官府收编，也不受军制管束。从前禁军裁撤下来的老兵很多都进了民团——换个名字，换一面旗，地盘还是自己的。”
戚少商望着那面在晨风中猎猎作响的连云寨旗。那面旗是他离开沧州去定州之前阮明正缝的，用一块旧帐布改的，上面歪歪扭扭绣了一个“连”字——绣字的人是周瘸子，眼睛花了，针脚歪得不成样子，但他坚持要绣。“旗是脸面，”他说，“脸面不能让别人绣。”
“换一面旗。”戚少商说，“告诉马推官，连云寨同意备案——但有几个条件。第一，寨名不改。连云寨还是连云寨，民团只是对外说法。第二，人事不归府衙管。寨中事务，我们自己说了算。第三，北面山口的防务，连云寨替沧州守，不收一分饷银。但沧州府衙不得派驻一兵一卒。”
“你是要把官府的人挡在外面。”阮明正说。
“对。”戚少商的目光落在那面旗上，“连云寨的人，不归天，不归地，只归自己。”
阮明正把三条条件记在纸上，当夜就让季广陵送下了山。
第三天，马推官送来知府的亲笔回函。函上只有两个字：“依议。”
连云寨保住了旗号，也保住了底线。月底，阮明正在新落成的议事棚里召开了连云寨第一次正式的寨务会议。他把马推官的回函裱好挂在墙上，旁边挂的是那面绣着“连”字的旧帐旗。他在会上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寨务，是算人——活着的人，能干活的人，能拿刀的人。然后是钱——寨里有多少存粮、多少盐、多少铁。然后是事——春耕、防务、哨位轮换、伤者照应。他把所有的事都列在册子上，一条一条念，一条一条分派，条理清晰得像一份军前奏报。
散会的时候，周瘸子拄着拐杖慢吞吞走到阮明正旁边，小声说：“阮先生，你这做派，越来越像将军了。”阮明正沉默了一会儿，合上册子，没有说话。但他的笔在册子封面上顿了一下——那个瞬间，他也许想起了十年前在贡院门口烧掉应试文书的那天晚上。那天晚上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拿笔了。但现在他每天都在拿笔。不是替蔡党撑门面，是替连云寨记事。
寨务安排停当之后，戚少商再次牵马下山。这一次没有人拦他。他走的时候，马推官正好上山送第二个月的粮食，在寨门口与他擦肩而过。马推官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说了一句：“阮先生，你们寨主这是去定州？”
“是。”
“定州最近不太平。西夏那边有动静，楚相玉的兵被盯得很紧。”
阮明正没有说话。他望着戚少商的背影越来越小，心里也在想着同一句话——楚相玉的兵被盯得很紧，傅宗书的人也在找他。这一路，不会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