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火之后的第七天，连云寨重新立起了第一间茅棚。
不是戚少商立的。他已经在去定州的路上了。是劳穴光带着田横和几个还能扛得动木头的汉子，从山脚下重新砍了树，一根一根拖上来，削皮、打榫、架梁。新茅棚比原来的矮了一截，也小了一圈，但四面墙是直的，顶上的茅草铺得密密实实，风吹不进。劳穴光在门框上刻了一道槽——那是猎户的习惯，每造一间屋子都要在门框上留个记号，不是名字，是一道只有自己认得的刀痕。
阮明正问他为什么。他说：“死过人的地方，要重新开一个口，魂才能出去。”
阮明正没有接话。他坐在新茅棚门口，膝上摊着那本被火烧焦了一角的账册。账册是用粗纸订的，封皮上写着“连云寨”三个字，字迹清瘦有力。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不是账目，是人名。
第一行：田单，沧州人，卒于元丰八年二月十二，年三十六。
第二行：老孙头，沧州人，卒于元丰八年二月十二，年六十一。
第三行：常四平，真定人，卒于元丰八年二月十二，年四十五。
往下还有七行。七个人的名字，七个卒于同一天的日期。阮明正写这些名字的时候用的是小楷，一笔一划，写得极慢。每写完一个名字，他都要停下来，把笔搁在砚台上，搓一搓冻僵的手指，再继续写。写到最后一个名字时，笔顿了一下——那个名字他不太确定。那人是从河间府来的，到了寨里之后几乎没说过话，只在立誓那天往前站了一步。阮明正不知道他的全名，只知道别人叫他“老河间”。
他写下“老河间”三个字，在名字后面空了一格，等以后补上。
季广陵从沧州城里回来了。他带来了两样东西：一车粮食，和一封信。粮食是沧州知府批的——不是好心，是铁手临走前去了一趟知府衙门，把缉拿令摔在知府桌上，说：“连云寨替沧州守北面山口的承诺还在，你的兵守不住，让他们守。粮食你出。”知府没敢说不。铁手不是傅宗书的人，但铁手的名声，河北各州没有人不知道。
信是从定州来的。信封上写着“戚少商亲启”，落款是楚相玉。季广陵说信是托一个定州来的客商捎来的，送信的人说他路过定州的时候，楚相玉正在城外练兵，把一个西夏的斥候小队撵出了三十里地。信到了戚少商手里，他在北上官道上拆开看——信纸写得很短，字迹潦草像是军务间隙匆匆命笔：“贤弟，我已知你接了师父衣钵。兵书之事，你我当面谈。来定州，我在城北军营等你。路上小心——傅宗书的人也在找我。”
最后一句，戚少商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傅宗书的人在找楚相玉，楚相玉也知道傅宗书的人在找他——但他还是要见面。因为兵书的事，必须当面谈。
他把信重新折好放进怀里，催马继续向北。
与此同时，从沧州往西的另一条路上，一个裹着旧斗篷的身影也在赶路。她的肋下伤口还没好透，骑不了马，只能搭一辆运干草的牛车。赶车的老农问她去哪，她说往北。老农又问往北做什么，她说找人。老农看了看她被风沙吹得干裂的嘴唇和苍白的脸色，没有再多问，递给她半块干饼。她接过来道了声谢，声音低哑但有力。
这是息红泪。她在周瘸子离开大名府的第二天，也离开了。不是因为周瘸子走了，是因为她忽然发现——以前每杀完一个人，她都会觉得自己的事快要完了。可这一次，当她把剑上的血擦干净之后，却觉得心里空得厉害，像是有什么东西被连根拔起，留下了一个洞。墙上还剩最后一个名字，杀那个人比杀前两个都难——他是三兄弟里唯一还在官府庇护下的人，住在戒备森严的府衙后宅。她在大名府等了半个月等不到机会。然后她想起了戚少商的话——你要是没地方去，就来找我。
她不是没地方去，她是忽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了。所以她往北走。去哪，还没想好。但至少，沧州的方向，有人在那里。
沧州连云寨旧址上，幸存的人继续重建。他们用剩下的木头打了七口薄皮棺材，把死去的七个人埋在山脚下，面朝着沧州平原。劳穴光在山脚下种了七棵松树——不是松子，是松枝插进土里，能不能活不知道，但先插着。松枝是他在山里找了三天才找到的，每一根都笔直，没有虫蛀。
田横把田单那把锤子埋在了哥哥的坟头。他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站起来的时候额头上那道新结的痂绷了一下，渗出一丝血来。周瘸子拿一块干净布条递给他让他擦擦，他接过来却没有擦，只是攥在手里看着那七座新坟，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转过身对阮明正说：“下一个死的，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
阮明正没有说话。他把那本册子翻到最后一页，拿起炭条加了一行字：“以上七人，葬于山脚松林，面朝沧州平原。”然后他合上册子，对周瘸子说：“开春了。”
开春了。沧州的春天来得晚，但毕竟来了。山脚下的雪已经化尽，向阳的坡上冒出了第一茬野草，嫩绿的，贴着地皮，在风里轻轻地抖。离立誓那日正好一个月，午后的阳光照在连云寨旧址上，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戚少商牵马走过半山腰的废墟，望着那几棵刚插下的松枝。残雪在松针上融化，水珠一颗一颗往下滴，像是树在流泪。死去的人不会再来，活着的人还在往前。
在那座无言的墓碑前，他缓缓拔出逆水寒剑，剑锋映着天光划出一道寒弧，而后剑尖垂向地面，重新归于平静。
天下未定，此路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