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交易所的大户室在二十八楼，落地窗正对着城市的金融中心，远处的高楼像一片钢筋水泥的森林，玻璃幕墙反射着冬日惨白的阳光。房间不大，但装修考究，深灰色的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真皮座椅坐上去微微下陷，像一只温柔的手托住了你的身体。墙上挂着一台巨大的显示屏，红红绿绿的数字在上面飞速跳动，像一群不知疲倦的萤火虫。
姜晚坐在电脑前，面前是一台二十四寸的显示器，屏幕上显示着陆景琛公司股票的实时行情——代码、现价、涨跌幅、成交量，所有的数字都在往不好的方向狂奔。她穿着那件黑色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色打底衫，头发扎成低马尾，脸上没有化妆，素面朝天，但眼神比任何时候都锋利。
糖豆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穿了一件粉色的连衣裙，裙子上印着草莓图案，头发扎了两个小揪揪，揪揪上系着粉色的丝带。她手里拿着一根棒棒糖，橘子味的，糖球在嘴里滚来滚去，腮帮子鼓鼓的，像一只存满了食物的小仓鼠。她的脚够不着地，两条小短腿悬在半空中晃来晃去，鞋尖上的亮片在日光灯下一闪一闪的。
对面隔间里，沈曼坐在另一台电脑前。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头发散在肩膀上，脸上的妆容比平时淡了一些，但嘴唇上那抹暗红色还在，在惨白的灯光下像一道干涸的血痕。她的团队坐在她身后，三个人，两台电脑，一个电话，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严肃得像参加葬礼。
两个房间之间隔着一道玻璃墙，玻璃是磨砂的，看不清对面的人脸，但能看到人影的轮廓。姜晚能看到沈曼坐在那里的剪影，沈曼也能看到她的。
第一轮收购开始了。散户们在恐慌中抛售，屏幕上绿色的数字一个接一个地往下跳，成交量在放大，股价在下跌，像一艘正在沉没的船，所有的人都在跳船逃生。姜晚的手指在鼠标上轻轻点了一下，挂出了一个买单——每股十一块五，十万股。沈曼也在同一时刻挂出了买单——十一块六。
糖豆把棒棒糖从嘴里抽出来，棒子上沾满了口水，她用手背擦了擦嘴，凑到姜晚耳边，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妈妈，那边阿姨心里说她最高能出到十二块。她还在算，算她手里的钱够买多少。”
姜晚的手指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在键盘上敲击。她没有看沈曼的方向，因为不需要看了。她知道沈曼的底牌，就像打牌的时候知道对方手里最大的牌是什么，剩下的只是怎么打的问题。
沈曼加价了。十一块八。
姜晚的嘴角微微上扬，在键盘上敲下了新的价格——十一块九。
成交。
糖豆又把棒棒糖塞回嘴里，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妈妈，她急了。她心里在想，‘谁在跟我抢？是不是姜晚？’”
姜晚没有回答，只是伸手轻轻捏了捏糖豆的手心。
第二天，更多的散户开始抛售。恐慌是会传染的，一个人卖，十个人跟着卖，一百个人跟着卖，每个人都想赶在别人前面跑掉，结果就是谁也跑不掉。股价跌破了十块钱，跌破了九块钱，还在往下掉，像一个没有底的深渊。
沈曼的团队在疯狂抢筹。三个人同时操作，一个人盯着屏幕，一个人打电话，一个人在纸上飞快地记录。他们想趁股价低的时候大量买入，等以后股价反弹再卖出去，赚中间的差价。这是标准的抄底操作，但他们忘了一件事——抄底的人太多的时候，底就不是底了。
糖豆把棒棒糖从嘴里抽出来，仔细看了看，糖球已经化得只剩一小颗了，她把剩下的糖球咬碎，嘎嘣嘎嘣地嚼了，然后把塑料棒放在桌上。她歪着头，听了一会儿，然后转头对姜晚说：“妈妈，那个阿姨心里急了。她说她能动用的资金只有八千万了。她还在算，算这些钱够不够买到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姜晚转头看向老周。老周站在她身后，双手抱胸，目光盯着屏幕。他听到糖豆的话，嘴角微微动了一下，然后俯下身，在姜晚耳边低声说：“我们还有多少？”
“一个亿。”姜晚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我们还有一个苹果”。
老周直起身，看着屏幕上的数字，沉默了三秒，然后说：“全挂出去，比沈曼高零点一元。不管她出什么价，我们都比她高一点。一点就够了。”
姜晚点了点头，手指在键盘上快速敲击。她挂出的买单像一张大网，从屏幕上铺展开来，罩住了所有正在抛售的散户。沈曼每挂出一个价格，她就在那个价格上加零点一元，不多不少，刚好压过。
沈曼的团队开始乱了。一个人接电话的时候声音越来越大声，另一个人在纸上写字的时候笔尖把纸戳破了，第三个人不停地擦眼镜片，擦了一遍又一遍，镜片都快被他擦花了。他们不知道对面是谁，不知道对方的底牌是什么，不知道对方有多少钱，只知道每次他们出价，对方都会比他们高一点点，就像一只永远追不上的兔子。
第三天收盘。
赵雯从门外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计算器，屏幕上的数字还在跳动，她按下了最后一个等号，抬起头，看着姜晚，嘴角带着一丝笑意。
“我们拿下了百分之三十点二，沈曼只有百分之十八点七。”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晰，像一颗颗珠子落进玉盘里。
姜晚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那口气从她的胸腔里涌出来，经过喉咙，经过嘴唇，在冰冷的空气中凝成一团白色的雾，慢慢散开，像一朵凋谢的花。
“够了。”她说，“正式成为第二大股东。”
糖豆在旁边拍起了手，小巴掌拍得通红，拍完了又拿起桌上一颗草莓糖，剥开糖纸塞进嘴里，含混不清地说：“妈妈赢了，坏阿姨输了。”
陆景琛坐在公司的办公室里，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最新的股东名册。姜晚的名字赫然出现在第二位，持股比例百分之三十点二，仅次于他自己。他盯着那个名字，盯了很久，久到眼睛开始发酸，久到视线开始模糊，久到那个名字在他眼里变成了一团模糊的影子。
“姜晚买了我们百分之三十的股份？”他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像是砂纸在玻璃上摩擦，“她怎么有这么多钱？”
秘书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那份股东名册，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听不见：“她背后有老周操盘。老周以前在华尔街做对冲基金，他把姜晚手里那几块地做了抵押，从银行贷了款，又动用了糖豆投资的自有资金，还做了杠杆……”
“够了。”陆景琛打断了她。他不需要知道姜晚是怎么做到的，他只需要知道她已经做到了。她成了他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坐在他隔壁的办公室里，随时可以走进来，随时可以拿走他的一切。
他猛地站了起来。椅子被他带得往后滑了半米，撞在墙上发出一声闷响。他双手撑着办公桌，身体前倾，眼睛瞪着屏幕上那个名字，嘴唇在哆嗦，脸上的肌肉在抽搐。然后他的眼前一黑，像有人在他面前拉上了一道黑色的幕布。
他倒了下去。身体砸在地毯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像一袋水泥从高处坠落。他的手指还在微微抽搐，嘴唇还在哆嗦，但眼睛已经闭上了，瞳孔在眼皮下面急速转动，像一个找不到出口的梦。
秘书尖叫了一声：“陆总！来人啊！叫救护车！”
救护车在十分钟后到了。红蓝交替的灯光在写字楼的大堂里旋转，担架被抬进来，急救人员把陆景琛抬上担架，固定好，推上救护车。车门关上，警笛响起，救护车驶入车流中，渐渐消失在暮色里。
沈曼站在医院走廊的尽头，手里握着手机，屏幕上的号码已经拨了出去，正在等待接通。走廊里的灯是白色的，惨白惨白的，照在她的脸上，把她的皮肤照得像一张纸。她的嘴唇上那抹暗红色在白色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像一道还没干透的血痕。
电话接通了。那头没有声音，只有呼吸声，很轻很轻，像风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吹过来。
“老板，姜晚抢走了百分之三十，我们只拿到了百分之十八。”沈曼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是，我失职。”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沈曼以为对方已经挂了电话，她看了一眼屏幕，还在通话中。
然后那头说了一个字：“嗯。”电话挂断了。
沈曼握着手机，站在走廊里，一动不动。走廊的尽头是一扇窗，窗外是灰蒙蒙的天，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只有一片无边无际的、厚重的、压得人喘不过气的黑暗。她的影子被灯光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根被风吹弯的竹竿，孤零零地贴在地上。
远处，救护车的警笛声还在响，由近及远，渐渐消失在城市的噪音里。那声音像一声叹息，像一句告别，像一个时代结束时的最后回响。
糖豆坐在回家的车上，手里还攥着那颗草莓糖，糖已经吃完了，只剩一根白色的塑料棒，她叼在嘴里，像一只叼着骨头的小狗。她靠着椅背，看着窗外流动的灯光，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光晕在车窗上拉出一条条金色的线，像一幅流动的画。
“妈妈，”糖豆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沈曼阿姨打电话了。她叫那个人‘老板’，那个人没有说话，只是‘嗯’了一声。但沈曼阿姨很害怕，她怕那个人。”
姜晚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女儿，没有说话。她握紧了方向盘，踩下油门，车子平稳地驶入夜色深处。前方是一片黑暗，但车灯切开了黑暗，在路面上铺开一片光亮。那光亮里有无数细小的尘埃在飞舞，像一群不知疲倦的萤火虫，指引着她往前走的方向。
糖豆把塑料棒从嘴里拿出来，放在仪表盘上，和前几天那几根放在一起。她已经攒了七根了，每一根代表一颗糖，也代表一场胜利。她看着那些塑料棒，数了数，一根，两根，三根……七根。她满意地点了点头，闭上眼睛，靠在座椅上，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她的嘴角还挂着一丝笑，像是在做一个很甜很甜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