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场竞标会开始前，走廊里的气氛比第一场紧张得多。三家地产商的代表没有像上次那样各自坐在角落里翻手机，而是聚在一起，脑袋凑着脑袋，声音压得很低，像三个密谋造反的朝臣。
“这次加价百分之二十，不信她还能猜中。”说话的是昨天那个秃顶男人，今天换了一件深蓝色的polo衫，领口竖起，脖子上那条金链子在日光灯下晃得人眼睛疼。他说话的时候手指点着另一只手掌心，一下一下的，像是在敲一扇关不紧的门。
旁边一个瘦高个点了根烟，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走廊里散开，像一团模糊的疑云。“万一她还能猜中呢？”他的声音有些发飘，像是自己也觉得这个问题不该问，但还是忍不住问了出来。
秃顶男人瞪了他一眼，没有回答。因为他也不知道答案。
竞标会场和昨天是同一个，折叠椅还是那些折叠椅，主持还是那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连矿泉水瓶摆放的位置都和昨天一模一样。姜晚走进去的时候，糖豆牵着她的手，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根棒棒糖，橘子味的，糖纸已经剥了，糖球在嘴里滚来滚去，发出细微的“咔咔”声，像一只小老鼠在啃木头。
糖豆今天穿了一件白色的T恤，上面印着一只卡通猫，下面是牛仔背带裤，头发扎了两个小揪揪，揪揪上系着橙色的丝带——和棒棒糖的颜色一样。她走到昨天的座位前，自己爬了上去，坐好，两条小短腿悬在半空中，晃来晃去，鞋尖上沾了一点灰，她低头看了看，用手拍了拍，没拍掉，就不管了。
姜晚在她旁边坐下，把文件袋放在桌上，拉开拉链，取出号牌，放在右手边触手可及的位置。她没有看对面那三家地产商代表，也没有看坐在角落里的陆景琛，只是安静地坐着，手搭在糖豆的椅背上，像是在等一杯咖啡。
竞标开始了。
“地块编号B-22，起拍价一亿两千万。”主持人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每个字都像从喇叭里蹦出来的，带着一种职业性的热情，好像他主持的不是一场关乎几亿资金流向的竞标，而是一场农贸市场的土豆拍卖。
糖豆把棒棒糖从嘴里抽出来，棒子上沾满了口水，她用手背擦了擦嘴，凑到姜晚耳边，声音小得只有她们两个人能听见：“妈妈，他们心里说最高加到一亿五。”
姜晚的目光扫过对面那三个人。他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们的眼睛出卖了他们——秃顶男人的右眼皮在跳，瘦高个的手指在桌上轻轻敲击，节奏很快，另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不停地在擦眼镜片，擦了一遍又一遍，镜片都快被他擦花了。这些微小的、下意识的、连他们自己都未必察觉的动作，在糖豆的耳朵里，变成了一个个清晰的、不容置疑的数字。
姜晚举起号牌。
“一亿五千万零一万。”
秃顶男人手里的签字笔掉在了地上。他没有去捡，而是直直地盯着姜晚，嘴唇在哆嗦，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发不出来。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回荡——她怎么知道的？她怎么知道我们的底线是一亿五？谁告诉她的？谁！
瘦高个猛地站了起来，椅子被他带得往后滑了半米，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他张了张嘴，想喊“一亿六”，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他心里清楚，公司给他的授权上限就是一亿五，多一分都不行。他慢慢坐回椅子上，把脸埋进手掌里，像一只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
戴眼镜的年轻人还在擦眼镜片，擦着擦着，镜片被他擦花了，他也看不清了，索性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像一个等待宣判的被告。
秃顶男人终于回过神来。他咬了咬牙，从牙缝里挤出一个数字：“一亿五千五百万。”他的声音很大，大到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大到主持人手里的木槌差点没握住。他不是在竞标，他是在赌，赌姜晚的钱不够，赌她不敢跟，赌她会在最后一刻放弃。
糖豆又凑到姜晚耳边，这一次她的声音带着一点心疼：“妈妈，那个叔叔心里在滴血。这是他最后的钱了，不能再多了。”
姜晚看了秃顶男人一眼。他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淌进脖子里，淌进polo衫的领口里。他的手在发抖，抖得连桌上的矿泉水瓶都被他带倒了，水洒了一桌，顺着桌沿往下滴，滴在地毯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姜晚举起号牌。
“一亿五千五百万零一万。”
秃顶男人像被抽去了骨头一样，整个人瘫在椅子上，嘴巴张着，眼睛瞪着，脸上的肌肉在抽搐，像一台突然断电的机器，所有的零件都还在，但已经没有电能让它们运转了。
“成交。”木槌落下，声音在安静的会场里回荡，“B-22地块由十八号买家竞得。”
三家代表瘫在椅子上，像三只被晒干的水母，扁扁的，瘪瘪的，没有一丝生气。沉默了很久，秃顶男人忽然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在玻璃上摩擦：“她是不是会读心术？”
没有人回答他。瘦高个把手从脸上拿开，露出红红的眼睛和湿湿的鼻尖，苦笑了一下，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别瞎说。”
第三场竞标在下午三点开始。这次对方派了总经理亲自出马——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西装熨得没有一道褶，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他走路的时候腰板挺得笔直，下巴微微扬起，像一只随时准备开屏的孔雀。
他走进会场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份厚厚的文件，封面印着他们公司的LOGO，烫金的字体在灯光下闪着光。他把文件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一页一页的数据分析、市场调研、风险评估，每一页都贴着便利贴，上面是他手写的批注，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他是带着必胜的决心来的。公司给了他两亿的授权，告诉他这是底线，超过两亿就不用跟了。他觉得两亿够了，这块地不值两亿，一亿八就到顶了，两亿是公司给他的安全垫，是他可以在竞标场上从容出价的底气。他不知道的是，他所有的底气，在糖豆的耳朵里，只是几句话的事。
竞标开始前，糖豆拉了拉姜晚的衣角，小声说：“妈妈，那个叔叔心里说公司批了两亿，再多他要自己贴钱。他还说，这块地不值两亿，他出到一亿八就心疼了。”
姜晚低下头，看了一眼糖豆。糖豆的眼睛亮晶晶的，像两颗黑葡萄，里面映着会场天花板上水晶吊灯的光。她冲妈妈笑了笑，然后把棒棒糖塞回嘴里，继续吃糖。
“地块编号C-09，起拍价一亿五千万。”
总经理举起号牌，动作优雅而从容，像一个在舞会上邀请女士跳舞的绅士。“一亿八千万。”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有力，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他故意跳过了中间的加价幅度，直接从一亿五千万跳到一亿八千万，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这块地我要定了，你们别跟了。
姜晚举起号牌。
“一亿八千万零一万。”
总经理的手停在半空中，号牌还举着，但他的表情已经不像刚才那样从容了。他的眉头皱了一下，很快又松开，嘴角还挂着那丝职业性的微笑，但微笑已经僵了，像一幅画在脸上的面具，揭不下来，也笑不自然。
他放下号牌，翻开面前的文件，快速翻了几页，停在那页贴着黄色便利贴的数据分析上。他的手指在数字上划过，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默算，又像是在犹豫。
“一亿九千万。”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半个调。
“一亿九千万零一万。”姜晚的声音平静得像一碗白开水，没有温度，没有情绪，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不厌其烦地、在对方出价的基础上加一万。
总经理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节奏很快，像某种急促的警告。他又翻了一页文件，看到那个被红笔圈出来的数字——2亿。这是公司给他的授权上限，是董事会开会讨论了三轮才定下来的底线。超过这个数，他就要自己贴钱，而他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也不够贴这个窟窿。
他咬了咬牙，举起号牌。“两亿。”这两个字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不甘的、无奈的、被逼到墙角之后不得不殊死一搏的决绝。
全场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从总经理身上移到姜晚身上，等着她出价，等着她再加一万，等着看总经理那张精致的脸上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姜晚没有立刻举牌。她低下头，看着糖豆。糖豆正把棒棒糖从嘴里拿出来，舔了舔嘴唇上的糖渍，冲妈妈眨了眨眼。那眼神里没有任何提示，没有暗示，只是一个女儿在告诉妈妈——我听到了，该你了。
姜晚举起号牌。
“两亿零一万。”
总经理的脸色从白变红，从红变青，像一盏不断变换颜色的霓虹灯。他张了张嘴，想喊“两亿一千万”，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声音卡在喉咙里，发出一声含混的“呃”。他闭上了嘴，把号牌放在桌上，轻轻推了一下，号牌滑到了桌子的另一边。然后他站起来，拿起桌上的文件，转身走出了会场。他的背影挺得很直，但脚步比来时快了很多，像是在逃离一个他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成交。C-09地块由十八号买家竞得。”
三块地，全部被姜晚拿下。
拍卖大厅隔壁的休息室里，三家地产商的代表吵成了一锅粥。秃顶男人指着瘦高个的鼻子骂：“是不是你？你是不是把底价泄露出去了？”瘦高个一巴掌拍开他的手，声音比他更大：“我泄密？我看是你！你刚才加价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看她！”戴眼镜的年轻人站在角落里，手里拿着被他擦了一整天的眼镜，不知道该劝谁，也不知道该帮谁，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被台风吹得东倒西歪的小树。
门被猛地推开了。
陆景琛站在门口，脸色铁青，太阳穴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来，像蜿蜒的蚯蚓。他手里端着一个陶瓷茶杯，那是他从办公室里带出来的，杯子上印着他公司的LOGO，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杯子。他站在门口，听了几秒那些争吵声，然后猛地把杯子摔在地上。“啪”的一声，碎片四溅，茶水溅到秃顶男人的裤腿上，溅到瘦高个的皮鞋上，溅到戴眼镜年轻人的文件上。
“够了！”他的声音在狭小的休息室里回荡，震得天花板的吊灯都在微微颤动。
所有人都安静了。没有人敢说话，没有人敢动，连呼吸都放轻了，轻到几乎听不见。
沈曼从陆景琛身后走出来，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长风衣，头发散着，双手插在口袋里，脸上的表情平静得像一面结了冰的湖。她站在门口，目光从那三个地产商代表身上扫过，又从陆景琛身上扫过，最后落在走廊尽头那扇关着的门上。那扇门后面，是姜晚和糖豆。
“陆总，看来普通手段没用。”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亲自去会会她女儿。”
回家的车上，糖豆坐在后座的安全座椅里，手里拿着今天的第三根棒棒糖，草莓味的，糖纸被她叠成了一只纸鹤，歪歪扭扭的，翅膀一边大一边小，但她很满意，举起来在车窗上照了照，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仪表盘上。
姜晚发动车子，驶出停车场。天已经快黑了，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在挡风玻璃上拉出一条条金色的线。她开得不快，因为糖豆在后面，她从来不跟别人开快车。
“妈妈。”糖豆忽然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车厢里格外清晰，“那个坏阿姨要来找我。”
姜晚的手指在方向盘上紧了一下，车子轻轻晃了晃，她很快稳住，踩下刹车，把车停在路边。她拉起手刹，转过头，看着后座的女儿。路灯的光从车窗照进来，落在糖豆的脸上，把那层绒毛照得发亮，像一颗刚剥了壳的荔枝。
“谁？”姜晚问。其实她知道答案，但她还是问了，因为她想听糖豆亲口说出来。
“爸爸的新合伙人。”糖豆把棒棒糖从嘴里抽出来，棒子上沾满了口水，她用手背擦了擦嘴，“她心里说，要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的能听到别人心里的话。她不信。”
姜晚沉默了很久。车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和糖豆吮吸棒棒糖的细微声响。远处有人在放烟花，闷闷的“砰砰”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在天际线上炸开一朵朵小小的、转瞬即逝的光。
姜晚解开安全带，转过身，伸出右手，握住糖豆的小手。糖豆的手很小，很软，指甲剪得圆圆的，指腹上还有棒棒糖的糖渍，黏黏的，甜甜的。
“不怕。”姜晚说，“妈妈在。”
糖豆看着妈妈的眼睛，看了几秒，然后笑了，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露出那两颗缺了门牙的豁口。“糖豆不怕。”她说，“糖豆要保护妈妈。”
姜晚没有回答，只是握紧了女儿的手，松下手刹，踩下油门，驶入夜色中。路灯一盏一盏地往后退，车灯在前方切开一片光亮，那光亮里有无数的尘埃在飞舞，像一群小小的、不知疲倦的萤火虫。
糖豆靠在座椅上，含着棒棒糖，看着窗外流动的光。她在想那个穿黑衣服的阿姨，想她心里那些冰冷的、带着恶意的、像毒蛇吐信子一样的声音。她想告诉那个阿姨——你不用来找我，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你想做什么，我也知道。但你不会成功的，因为妈妈在，爷爷在，奶奶也在。
所有爱我的人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