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豆地产的开业典礼选在了城南新区的一栋写字楼前，不是陆景琛隔壁那栋，是另一栋，更高，视野更好，能从二十楼的落地窗看到整个城南片区的全貌。姜晚特意选这一天，不是因为黄历上写着“宜开业”，而是因为同一天，陆景琛也在隔壁那栋楼里召开董事会，商量怎么对付她。
红绸布从牌匾上垂下来，两边的花篮排成一排，老周订了三十六个，从门口一直摆到台阶下面，花篮上的红纸条写着“糖豆投资贺”“老周贺”“赵雯律师贺”，还有一个写着“糖豆贺”，字迹歪歪扭扭的，是糖豆自己写的，用红色马克笔在一张白纸上画了几个圈，老周把它剪成条，贴在了最中间的花篮上。
姜晚穿着一件白色西装外套，黑色西裤，头发扎成低马尾，站在牌匾旁边，手里握着一把金色的剪刀。糖豆站在她旁边，穿着一件缩小版的小西装，里面是白色衬衫，领口系着一个蝴蝶结，头发扎了两个小揪揪，揪揪上系着金色的丝带。她手里也握着一把剪刀，不过是儿童用的，塑料的，剪不动红绸，但她很认真地把剪刀举在红绸旁边，像一个小小的雕像。
老周站在台阶下面，难得穿了一件深蓝色的西装，领带系得端端正正的，但皮鞋上沾了一点面粉——他早上还是习惯性地去厨房和了面，走到门口才想起来，今天不用出摊了。赵雯站在他旁边，穿着一件酒红色的连衣裙，头发散着，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公司的法律文件。婆婆站在人群后面，穿着一件素色的旗袍，没有戴翡翠镯子，只是安静地站着，像一个普通的、来参加晚辈开业典礼的长辈。
记者们围了上来，闪光灯噼里啪啦地响，有人举着手机在直播，有人举着话筒在录旁白，有人蹲在地上拍花篮，有人踮起脚尖拍牌匾。姜晚等了几秒，等所有人都找到了位置，然后微笑了一下，手里的剪刀合拢，红绸从中间断开，两段红绸飘落下来，露出牌匾上四个烫金大字——“糖豆地产”。
掌声响起来，不算热烈，但很真诚。糖豆也用力地鼓掌，小巴掌拍得通红，然后她发现自己的剪刀没有剪到红绸，有点不高兴地嘟起了嘴，但很快又笑了，因为老周在下面冲她竖了一个大拇指。
同一天的同一时刻，陆景琛坐在办公室的皮椅上，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播放着糖豆地产开业典礼的直播。他看到姜晚剪彩的那一幕，看到糖豆穿着小西装站在妈妈旁边，看到老周穿着西装站在台阶下，看到婆婆站在人群后面面无表情。他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屏幕朝下，但声音还在，从扬声器里传出来，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墙。
“三家都答应了。”他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腹部，看着坐在对面的沈曼，“这次竞标，让她一单都拿不到。”
沈曼穿着一件黑色的西装外套，里面是白色衬衫，领口敞开一粒扣子，露出一截锁骨。她手里拿着一杯咖啡，没有喝，只是端在手里，让热气在杯口袅袅地升。她听完陆景琛的话，嘴角微微动了一下，既不是笑也不是冷笑，而是一种习惯性的、对任何消息都不动声色的、职业性的微表情。
“别大意。”她说。只有三个字，但每个字都像一颗钉子，钉在陆景琛的心上。他知道她不是在提醒他，而是在警告他——她已经调查过姜晚了，知道她不是那种会轻易被打倒的人。如果陆景琛还是用以前那种轻敌的态度去对付她，输的只会是他自己。
竞标会在下午两点开始，地点在市政服务中心的拍卖大厅。厅不大，能坐三四十个人，今天来了大约二十个，分坐在几排折叠椅上。陆景琛的团队坐在左边，三家地产商的代表坐在中间，姜晚独自坐在右边，腿上坐着糖豆。
糖豆换了一身衣服，不是早上那件小西装了，而是一件粉色的连衣裙，外面套了一件白色的小开衫，头发还是那两个小揪揪，揪揪上的丝带换成了粉色的。她手里拿着一根棒棒糖，葡萄味的，糖球在嘴里滚来滚去，腮帮子鼓鼓的，像一只存满了食物的小仓鼠。她的眼睛滴溜溜地转，看看左边的人，看看中间的人，又看看右边空荡荡的座位，然后落在对面陆景琛的脸上。
陆景琛也看到了她。他看到糖豆坐在姜晚腿上吃棒棒糖的样子，嘴角往下撇了撇，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带孩子来竞标，简直笑话。”糖豆的耳朵像被什么轻轻拨动了一下，她听到了，嘴角忍不住往上翘，偷笑了一下，把脸埋进妈妈的怀里，肩膀一耸一耸的，笑得停不下来。姜晚低头看了她一眼，不知道她在笑什么，轻轻拍了拍她的背。
第一块地开始竞标。编号A-07，起拍价一亿两千万。主持竞标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声音洪亮，每个字都像从喇叭里蹦出来的，带着一种职业性的热情。
坐在中间的那三家地产商的代表开始交头接耳，有人低头看手机，有人在纸上写着什么，有人站起来走到走廊里打电话。最后，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举起号牌，喊了一声：“一亿两千万。”
糖豆把棒棒糖从嘴里抽出来，棒子上沾满了口水，她用手背擦了擦嘴，凑到姜晚耳边，声音小得像蚊子叫：“妈妈，那个秃头叔叔心里说，他们底价一亿二，不能再多了。”
姜晚的目光扫过去。秃顶男人正低头看手机，表情放松，像是来逛街而不是来竞标的。他以为这块地就是他的了，因为他的出价已经达到了起拍价，而其他人都在观望。他不知道的是，姜晚等的就是这个时刻——等他露出底牌，等他以为自己赢了，然后一击致命。
姜晚举起号牌。
“一亿两千万零一万。”她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会场里，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像一颗石子扔进平静的湖面，激起一圈一圈的涟漪。
秃顶男人猛地抬起头，盯着姜晚，眼睛里的光从漫不经心变成了难以置信。他看了看自己手机上刚刚打出来的数字——一亿两千万整，又看了看姜晚，嘴巴张开又合上，脸上的表情精彩得像一出默剧。他转过头，看向陆景琛，陆景琛也正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在空中撞了一下，又同时移开了。
“成交。”主持人敲了一下木槌，“A-07地块由十八号买家竞得。”
糖豆又把棒棒糖塞回嘴里，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妈妈好厉害。”
几家地产商的代表散会后没有立刻离开，而是聚在走廊里，有人抽烟，有人打电话，有人靠在墙上发呆。一个穿格子衬衫的男人把烟头摁灭在垃圾桶顶上的沙盘里，对着手机说了一句：“邪门，她每次都只多出一万。”说完挂了电话，又点了一根烟。
财经记者堵在拍卖大厅的门口，话筒伸到姜晚面前，摄像机对准她的脸，灯光打在白色的西装外套上，晃得她微微眯了一下眼睛。
“姜总，业界都在说您背后有高人指点，能透露一下是谁吗？”
姜晚笑了，没有回答。她弯下腰，把糖豆从地上抱起来，让女儿坐在自己的臂弯里。糖豆手里还攥着那根棒棒糖的塑料棒，棒子上已经没有糖了，但她舍不得扔，叼在嘴里，像叼着一根牙签。记者们看到糖豆，镜头立刻转向她，闪光灯噼里啪啦地响，糖豆被闪得眨了眨眼，但没躲，大大方方地对着镜头笑了一下。
记者蹲下来，把话筒递到糖豆面前，声音放得很柔很轻，像在哄小孩：“小朋友，你知道妈妈的高人是谁吗？”
糖豆歪着头看了看记者，又看了看妈妈，然后把手里的塑料棒举起来，在镜头前晃了晃，奶声奶气地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高人在吃糖呀。”
记者愣住了，摄影师愣住了，旁边围观的人也愣住了。然后有人笑了，笑声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地扩散开来，从前面传到后面，从左边传到右边，最后连严肃的摄像师都忍不住弯了嘴角。糖豆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也跟着笑了，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露出那两颗缺了门牙的豁口。
这段采访当晚就在网上传开了。“高人在吃糖”五个字冲上了热搜，话题后面跟着一个橙色的“沸”字。有人把糖豆举棒棒糖的画面做成了表情包，配文是“高人在吃糖，凡人别猜了”。有人把她的那句“高人在吃糖”截出来做成铃声，下载量一夜之间破了百万。还有人在评论区里说：“这孩子怕不是来渡劫的，三岁半就已经是全网最火的梗王了。”
糖豆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自己的棒棒糖吃完了，妈妈的竞标赢了，爷爷说晚上给她做煎饼吃。她觉得很开心，开心得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哼歌，哼的是幼儿园老师教的那首《小星星》，调子跑得厉害，但姜晚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好听的歌。
沈曼挂断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还没锁，上面是一条新闻推送——“糖豆地产首战告捷，神秘‘高人’竟是三岁幼女”。她盯着那个标题看了几秒，然后抬起头，看着坐在对面的陆景琛。
“查一下她女儿。”沈曼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帮我倒杯水”。
陆景琛皱了皱眉头：“三岁半的小孩有什么好查的？”
沈曼没有立刻回答。她拿起桌上的咖啡杯，喝了一口，咖啡已经凉了，苦味在舌尖上散开，她没有皱眉。她放下杯子，看着陆景琛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就是小孩才可怕。”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一块石头，丢进陆景琛心里那潭死水，激起一圈一圈的波纹。他想起糖豆在法庭上说出瑞士银行账号的那一幕，想起她在竞标会上凑在姜晚耳边说悄悄话的样子，想起她举着棒棒糖对记者说“高人在吃糖”时那种理所当然的、不加掩饰的、仿佛在陈述一个常识的神态。他打了个寒颤。
窗外，城市的灯光一盏一盏地亮起来，远处的高楼在天际线上剪出一排参差不齐的影子。陆景琛站在窗前，看着那些光，心里黑洞洞的。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不是错在不该跟姜晚离婚，而是错在低估了那个三岁半的孩子。
糖豆坐在回家的车上，手里拿着老周给她买的新棒棒糖，橘子味的，糖纸还没剥。她举着棒棒糖在车窗上照了照，看到自己圆圆的脸和两个小揪揪，满意地笑了。然后她把棒棒糖塞进嘴里，靠着椅背，闭上眼睛，听着妈妈平稳的呼吸声和车窗外模糊的风声。
她不知道那个穿黑衣服的阿姨为什么要查她，也不知道爸爸为什么那么怕她。她只知道，妈妈赢了，爷爷开心了，奶奶不哭了，而她自己，手里有一根橘子味的棒棒糖。这就够了。
至少现在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