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岚是早上七点到的殡仪馆，手里拿着一杯黑咖啡和一张折叠的市地图。她推开化妆间的门时，林北正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左手背上的四道黑线在晨光中清晰可见。桌上摊着生死簿，翻开的那一页写满了字——全是小孩托梦时提供的线索。
“你一晚没睡？”秦岚把咖啡放在他面前。
“睡不着。”林北睁开眼，眼睛里有血丝，但精神还好，“闭眼就能看到那个小孩的脸。他说‘窗户对面有红色幼儿园，地下室有扇铁门，门上有刮痕’。”
秦岚把地图展开，铺在化妆台上。全市地图，红笔标注了十几处幼儿园的位置。“全市几十家红色幼儿园，光叫‘红太阳’的就有五六家。你说的‘红色幼儿园’——是名字里有‘红’，还是建筑是红色的？”
林北盯着地图，指尖从城东划到城西。“他说的‘红色’，应该是建筑颜色。五岁小孩不会区分‘红太阳’和‘红旗’，他只会说看到的颜色。”
“那就更多了。红色外墙的幼儿园，全市至少有二十家。”
“二十家。”林北重复了一下，然后闭上了眼睛。
秦岚以为他在思考对策，正准备开口，林北突然说：“给我十分钟。”
“什么？”
“十分钟别说话。”
秦岚闭上了嘴。她看着林北靠在椅背上，眼睛紧闭，眉头微蹙，嘴唇几乎没有动。整个化妆间安静得只有墙上老式挂钟的滴答声。她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她看到他的眼球在快速转动，像是在看什么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事实上，林北确实在“看”。
过目不忘不是比喻，是字面意思。他看过的每一张地图、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都像照片一样储存在脑子里。此刻，他正在脑中将全市的地图逐帧回放。
排除近三年新建的——小孩被关了三年，他看到的幼儿园应该是三年前就存在的。排除没有对面建筑的——他说“窗户对面”，对面必须有一栋楼。排除没有地下室的——他关在地下室，能通过窗户看到对面。
一道一道筛下来，二十家变成了三家。
林北睁开眼。“城东、城南、城北。每个区域一家。”
秦岚瞪大了眼睛。“你怎么记的？全市地图你全背下来了？”
“职业病。”林北拿起咖啡喝了一口，苦得皱眉，“干我们这行的，记性好。哪个柜里躺着谁，什么时候送来的，家属什么要求，都得记住。不然化错妆，家属能把你告到破产。”
秦岚没再追问。她折起地图，站起来。“先去哪个？”
“城东。小孩说地下室窗户能晒到太阳，城东那栋楼朝南。”
城东那家幼儿园叫“小红花幼儿园”，建筑确实是红色的，外墙上画着各种卡通动物。对面是一排老居民楼，六层，红砖外墙，看样子是八十年代的建筑。林北和秦岚站在楼下，抬头往上看。
“哪个窗户？”秦岚问。
林北没回答。他绕着楼走了一圈，停在北面——不对，再看回南面。小孩说“窗户对面有红色幼儿园”，意味着他在地下室里，透过窗户能看到幼儿园。那他关押的地方应该在幼儿园正对面的建筑里。
他走进楼道，从一楼开始，一个一个窗户往外看。
二楼的窗户正对着幼儿园，但二楼是住家，有防盗网，不像是能关人三年的地方。地下一层，窗户半露出地面，铁栅栏已经锈死了。林北蹲下来，透过积满灰的玻璃往外看——正对着小红花幼儿园的大门。
“就是这里。”他说。
秦岚敲了门。没人应。她又敲了三下，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过了好一会儿，门才从里面打开一条缝，一个穿睡衣的中年女人探出头来，满脸不耐烦。
“谁啊？”
“警察。”秦岚亮了证件，“这房子是你的？”
“租的。房东住别处。”女人打了个哈欠，“有什么事？”
“地下室谁在用？”
“地下室？没人用啊，锁了好几年了。”女人指了指走廊尽头的一扇铁门，“钥匙在房东那儿，我没开过。”
秦岚给房东打电话。二十分钟后，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骑着电动车来了，一边掏钥匙一边嘀咕：“地下室有什么好查的，堆的都是旧家具。”
铁门打开的时候，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
秦岚打开手电，光柱扫过地下室。地方不大，十来平米，堆着几张破桌子和几把断腿的椅子。地上有一层厚厚的灰，灰上有脚印——很小的脚印，像孩子的。
林北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秦岚蹲下来，手电对准地面。脚印很浅，但轮廓清晰，大概五六岁孩子的大小，从铁门的方向延伸到墙角。墙角有一扇窗户，半露出地面，玻璃上糊满了灰。
她走过去，手电光在窗户下面的墙上停住了。
墙上密密麻麻全是刮痕。指甲刮的，横七竖八，有些深得嵌进了砖缝里。秦岚数了数，至少一百多道。
她回头看林北。林北站在铁门口，脸色发白。
“你对了。”秦岚低声说。
挖掘是下午开始的。
秦岚调来了四名刑警和一名法医，在地下室里刨地。地面的水泥是新铺的，和旁边的旧水泥有色差。工人用电镐打碎水泥层，露出下面的泥土。
第一锹下去，挖到了塑料袋。
黑色的垃圾袋，扎着口，埋在土里不到半米深。秦岚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打开。袋子里是一堆白骨，小得让人不忍心看。
第二袋，第三袋。
三袋，三个孩子。
法医蹲在地上，用刷子一点点清理骨头上的泥土。“死亡时间初步判断跨度三年，最久的那一具至少三年了，最近的一具大概一年。”他抬起头，声音压得很低，“都是五到六岁的孩子。”
秦岚站直了身子，深呼吸了好几次，才把翻涌的情绪压下去。她拿起相机，一帧一帧地拍照。拍完地面，拍墙壁，拍窗户，拍那扇铁门。
手电光扫到墙角的时候，她看到了一枚脚印。
不是孩子的。
是成人的。38码，皮鞋，鞋底花纹清晰，中间刻着两个字——“浮生”。
秦岚蹲下来拍了特写，然后叫林北过来。
林北蹲下去看那枚脚印。他的瞳孔放大了。过目不忘的体质让他在零点几秒内就把鞋底的花纹、磨损程度、刻字的位置全部刻进了脑子里。
“浮生？”秦岚问，“殡葬用品店那个孟浮生？”
林北站起来，手指上还沾着泥土。“你认识？”
“全市最大的殡葬用品连锁，老板叫孟浮生，慈善家。”秦岚翻着手机里的资料，“去年捐了五百万给孤儿院，上个月还上了报纸，标题是《儒商孟浮生：让每一个逝者都有尊严地离开》。市里开追悼会用的殡葬用品，一半是他捐赠的。”
林北盯着那枚脚印，没有说话。
一个慈善家，鞋底刻着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关押儿童的案发现场？不，不是“出现在”——这枚脚印在墙角，和三个孩子的尸骨埋在同一片泥土里。
夜里，林北回到殡仪馆，一个人坐在化妆间里。
他翻开生死簿，手指摩挲着空白页的边缘。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纸页似乎比昨天厚了一点，温了一点，像有温度。
梦是突然降临的。
没有头晕，没有摔倒，他只是在化妆台前打了个盹，然后小孩就坐在他对面了。这次小孩没有哭，也没有晃腿，只是抱着膝盖，缩在椅子上，像一只被雨淋湿的小猫。
“哥哥。”他开口了，“我想起来了。”
林北屏住呼吸。
“那个关我的人，脚上穿的鞋，鞋底有字。”小孩伸出手，在空中比划，“我趴在地上看见的。他每次进来，鞋底都沾着泥，印在地上一块一块的。我看了好久好久，把那两个字记住了。”
“什么字？”
小孩一字一顿地说：“浮——生。”
林北的呼吸停了一拍。
“你确定？”
“我确定。”小孩抬起头，眼睛黑漆漆的，“我死了以后，灵魂飘在天花板上，看着他把我装进袋子里，拖到院子里埋掉。他穿的还是那双鞋。”
林北醒过来的时候，左手背上没有增加新的黑线。同一案件同一死者不重复扣寿——这是生死簿的规则，也是他目前唯一觉得公平的事。
他松了口气，但这口气还没吐完，就看到了门口的老周。
老周靠在门框上，手指间的烟已经烧到了滤嘴，烫了手都没察觉。他的脸色很难看，不是平时那种懒洋洋的难看，是那种——林北从没见过的，凝重的，带着一丝恐惧的难看。
“你查到‘浮生’了？”老周的声音有点哑。
林北站起来，把生死簿塞进抽屉。“你认识？”
老周掐灭了烟，又点了一根，深吸一口，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别查了，那不是你能惹的人。”
“他已经惹了我了。”林北说，“那三具孩子，他杀的。”
老周没有否认，也没有确认。他只是抽着烟，烟雾在两人之间升腾、散开。“林北，有些真相，知道了比不知道更难受。你现在封书还来得及。”
“来得及？”林北低头看自己左手背上的四道黑线，“我已经用了四次了。封书有用吗？那小孩每天晚上托梦给我，问我‘哥哥，你能帮我找到家吗’。你让我怎么封？”
老周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他转身走了，鞋底踩在走廊的地砖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林北一个人站在化妆间里，生死簿在抽屉里安静如初。
殡葬用品店的灯还亮着。
孟浮生坐在红木椅上，面前摆着一排皮鞋。他拿起其中一双，38码，深棕色，用软布仔细地擦拭。布上沾了一点泥土，他皱了皱眉，换了一块干净的布。
助手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头条标题用红笔圈了出来——《无名儿童遗骸案告破，警方锁定嫌疑人》。
孟浮生看了一眼，微微一笑，把擦好的皮鞋放到鞋柜上。
“有意思。”他说。
助手站在一旁，不敢动。
孟浮生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电话那头响了两声就接了，他没有报名字，只说了一句：“准备一下，明天去殡仪馆送套设备。”
挂断电话，他低头看着自己的皮鞋。鞋底上，“浮生”两个字在灯光下反射出微弱的光。
他笑了。
林北站在化妆间的窗前，看着外面漆黑的夜。他不知道的是，黑暗中，有一双眼睛正看着他。而那副崭新的遗体美容设备，明天就会出现在他的化妆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