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太阳还没把德康市烤热，沈烈已经站在了城东派出所的门口。
这是一栋老楼，外墙贴的白瓷砖让雨水冲得发黄，门口停着两辆警用摩托车，一个辅警正蹲在台阶上吃包子。看见沈烈走过来，他赶紧站起来，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
“沈队，您怎么来了。”
“宋成在不在。”
“在在在，户籍科最里面那张桌子。”
沈烈穿过大厅。户籍科的门半开着，里面排着几个办身份证的群众，一个穿警服的中年男人坐在电脑后面，头也不抬地敲键盘。他大概四十五六岁，头发剩了一半，剩下的贴着头皮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一种长期坐办公室的浮肿。
“宋成。”沈烈站在门口喊了一声。
宋成抬起头，看见沈烈的瞬间，手指在键盘上顿了一下。那个停顿很短，不到半秒，但沈烈看见了。
“沈队。”宋成站起来，脸上堆出笑容，“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找你问点事。方便找个地方说话吗。”
宋成的笑容僵了一瞬，随即点头：“行，后面有个小会议室，没人。”
他跟前台的辅警交代了几句，带着沈烈往走廊深处走。他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肩膀微微缩着，像是习惯性地把自己收得很小。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桌，几把折叠椅，墙上的空调嗡嗡地吹着，出风口挂着一根红布条，被风吹得直抖。
两人坐下。宋成从兜里掏出烟，递给沈烈一根，沈烈没接。他自己点上了，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空调的风里很快散开。
“沈队想问什么事。”他说，语气尽量轻松，但夹烟的手指绷得有点紧。
沈烈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摊在桌上。那是2009年7月4号盆芽县刑侦队的电话记录，复印件，最下面一行写着三个字——“已上报”，后面签着宋成的名字。
宋成盯着那张纸，眼睛里的光暗了一截。
“这通电话你还记得吗。”沈烈问。
宋成没说话，抽了两口烟，烟灰掉在桌上，他忘了弹。
“那我提醒你一下。”沈烈的声音很平，“周德海打的，他儿子周航失踪第七天。他问你案子查得怎么样了，你写了‘已上报’，然后把电话转给了孙泽远的秘书彭广。第二天，周德海两口子从盆芽县消失了，到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宋成把烟掐灭在桌上的一次性纸杯里，动作很慢，像是在拖延时间。他抬起头，脸上的笑容没了，换上来的是沈烈见过很多次的那种表情——一个人被拆穿之后，索性就不再装了。
“沈队，你查得够细的。”他说，声音低下去，“那通电话的事，是，我转给彭广了。但我跟你说实话，那时候我刚调进刑侦队三个月，上面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彭广给我打过招呼，说周家的案子不用再查了，有什么电话直接转给他。我一个新人，我敢说不吗。”
“你说这些的时候，良心会痛吗。”沈烈看着他。
宋成的嘴动了一下，没出声。
“周德海在电话里跟你说了什么。”沈烈问。
宋成低下头，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划拉着。沉默了很久，他才开口，声音像是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
“他说，周队，我家周航不是离家出走，他是被人打死的。我说证据呢，他说他有，他儿子生前写了个日记本，上面全记着，谁打的他，哪天打的，打了多少次。我说你把日记本交上来，他不肯。他说他不相信警察了，除非你们把我儿子的尸骨找出来，做尸检，跟日记本上的伤对上了，我才把日记本交出来。”
沈烈的瞳孔微微收缩。
“你把这些话告诉彭广了。”他说。
宋成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彭广说什么了。”
“他笑了。”宋成睁开眼，眼神空洞，“他说这老头还挺精，知道留一手。然后他让我把电话挂了，说接下来的事他会处理。第二天晚上，周德海两口子就——”
他没说完，但沈烈知道他想说什么。
“你这些年，就没想过做点什么。”沈烈问。
宋成突然笑了一下，那种笑很难看，比哭还苦：“沈队，你以为我没想过？我告诉你，周德海挂了电话以后，我那个晚上一宿没睡着。他跟我说他儿子十四五岁，个子不高，笑起来缺一颗牙，跟我儿子同岁。我儿子当时也那么高，也缺一颗牙。”
他抬起手指了指自己胸口的警号：“我穿着这身衣服，干的就是把电话转给凶手的活儿。”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空调还在嗡嗡地吹，那根红布条摇来摇去。
“彭广现在在哪。”沈烈问。
“2010年就辞职了，去孙泽远的公司当了副总。现在住在德康市北边的别墅区，独门独院，开一辆黑色的奔驰。”宋成报了一个地址，然后看着沈烈，“沈队，这些话我在心里憋了两年，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今天跟你说，不是不怕，是实在太累了。”
沈烈站起来，把桌上的电话记录复印件拿起折好放进口袋。他走到门口，停了一步。
“宋成，你今天跟我说的，我记下了。等到孙泽远上法庭那天，这些话你还要再说一遍。”
宋成坐在椅子上，没有动。他的肩膀塌着，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沈烈回头看了一眼，宋成还保持着那个姿势，低着头，看着桌上那一截被掐灭的烟头。
“彭广。”杨江皓坐在副驾驶上，对着手机念刚查到的信息，“孙泽远公司的副总，管着旗下三家建材厂，在盆芽县政商两界混得很开。有意思的是，他上个月刚被盆芽县工商联评了个‘优秀企业家’。”
吴昊从后座探过头来：“就这种人，还优秀企业家。”
沈烈把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的路：“他是不是优秀企业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知道孙泽远所有的事。”
车子开进德康市北边的别墅区。这片区域是前几年新开发的，路两边种着整齐的银杏树，草坪修剪得像地毯一样平整，和他们刚才穿过的老城区判若两个世界。沈烈沿着门牌号找，最后在一栋米黄色外墙的独栋别墅前停下来。
院门锁着，院子里停着那辆黑色奔驰。沈烈按了门铃，等了半分钟，才有一个穿围裙的中年女人出来开门。
“你们找谁。”
“彭广在家吗。”沈烈亮出证件。
那女人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沈烈，脸上露出一点为难：“彭总在楼上书房，你们先进来吧。”
别墅里面装得很讲究，大理石地砖擦得反光，客厅里摆着一套红木沙发，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山水画。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檀香味，不知道是哪儿点的香。沈烈注意到楼梯转角的地方装了监控摄像头，红色的小灯一闪一闪。
等了大概五分钟，彭广从楼上走下来。他穿一件深灰色的短袖衬衫，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不大，但很有神，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他走路的节奏不紧不慢，一看就是常年在酒桌上跟人打交道的那种人。
“沈队，久仰久仰。”彭广伸出手，笑得客客气气的，“里面请，里面请。”
不等沈烈他们动弹，他自己先在红木沙发上坐下了，翘起二郎腿，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像是见过太多这样的场面。
“彭总。”沈烈也坐下，开门见山，“我们今天来，是想问你两件事。第一件，2009年7月4号，你是不是接到了一通从盆芽县刑侦队转过来的电话。”
彭广的笑容没有消失，但眼角微微收了一下。
“2009年。”他像是在回忆，端起茶几上保姆刚端上来的茶杯，吹了吹茶沫，“沈队，这都两年多以前的事了，一时还真记不太清。不过你说电话，我倒是记得那段时间帮盆芽县那边处理过一些杂事，具体哪一件——”
“周德海的电话。”沈烈打断他，“他儿子周航死在盆芽县二中后山，你让周建军把案子按‘意外’处理，又给了两万块钱封口。周德海打电话来说他儿子有日记本，你把电话接过去，第二天周德海就消失了。”
彭广的笑容淡了一点，但依然挂在嘴角。他喝了一口茶，放下杯子，动作不紧不慢。
“沈队，你这些话，有证据吗。”
“周建军亲口说的。宋成也承认了。你可能忘了，当年你让他把事情转到你这里的时候，他留了个心眼，在值班记录的反面写了一行字——‘彭广下午四点五十分来电，要求周德海后续来电直转他本人’。”
这句话一出来，彭广脸上的笑容终于僵了一秒，但很快又恢复原状。
“就算是这样。”他说，语气依然很稳，“我当年帮老孙处理一些行政上的事，有人打电话来问案情，我接一下，这也没什么稀奇的。至于你说的什么周德海消失——他搬走了，那也是人家自己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搬走了。”沈烈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看着彭广的眼睛，“你知道周德海搬家的时候，晾在院子里的衣服都没收吧。你去别人家搬家，第一件事是收衣服。他去搬家，连看都没看院子里一眼就走了。那不是搬走的，是被搬走的。”
彭广没有接话。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手很稳。
“第二件事。”沈烈继续说，“2005年，盆芽县双童死亡案，陈默和白今江。王泽查这个案子查到了一半，被人开车撞死了。白今江的尸检报告不见了，张桂兰被诬陷妨碍公务坐了牢，出来以后被孙泽远强奸，后来跳楼自杀。陈默的父亲在工地被砖头砸死，定性为意外。”
沈烈说到这里，微微前倾了身体，离彭广近了一点。
“这些事，你参与了哪一件。”
彭广放下了茶杯。这一次他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层薄薄的冷意。他推了推眼镜，这个动作和他在盆芽县刑侦队办公室里推眼镜的动作一模一样，两年多了一点都没变。
“沈队。”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有些话在说之前，最好先掂量掂量。盆芽县的旧事，牵涉到的人不只是我一个小角色。你查得进去，未必查得出来。”
沈烈也看着他的眼睛：“你在提醒我还是在威胁我。”
“随你怎么理解。”彭广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衬衫的袖口，“如果没有别的公事，我还有个会要开，恕不远送。”
沈烈也站起来，走到彭广面前，两个人只隔了不到半米。彭广比他矮小半个头，不得不微微仰着脸。沈烈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红木地板里。
“彭广。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年轻的时候做了亏心事，以为自己老了就能把账还清。但账这个东西，从来不是你还，是别人来收。你藏了两年，藏得过今年，藏得过明年吗。”
彭广脸上的肌肉轻轻抽了一下，但他很快恢复了平静，甚至还笑了一下，那笑容冷冷的，像冬天玻璃上结的霜。
“沈队说话挺有意思。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不是所有的旧账都能翻，有些人手里的账本，翻开第一页，上面写的是你自己的名字。”
说完，他转身往楼梯走，皮鞋踩在大理石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走到楼梯转角的时候，他停了一步，没有回头，只是淡淡说了一句：“对了，上个月你们系统里有个姓孙的总队调走了，沈队知道这事儿吧。”
然后他上楼了，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二楼走廊尽头。
沈烈站在原地，看着那个楼梯口，盯了很长时间。
杨江皓走到他身边，压低声音：“沈队，他说的那个姓孙的——”
“我知道。”沈烈打断他，声音没有波澜，“他在告诉我，他的后台还在，我动不了他。”
别墅的大门在他们身后关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院子里的银杏树被风一吹，几片叶子打着旋落下来，落在奔驰车的引擎盖上。
回到车里，吴昊第一个憋不住了：“他太嚣张了，句句话都带着刺。”
沈烈发动了车，没说话。
“沈队。”杨江皓看着沈烈的侧脸，“他刚才说的孙总队长，会不会就是当年压下张桂兰上诉的那个人。”
沈烈把车开出别墅区，拐上主路，才慢慢开了口：“彭广这个人在孙泽远的棋盘上只是个马前卒，但他之所以敢这么跟我们说话，是因为他知道这盘棋还没有下完。他要提醒我们，棋盘上的人不只有他一个，有些卒可以吃掉，有些——”
他顿了一下。
“有些还没走到位置上。”
吴昊气得直捶大腿：“那我们就这么算了？他明摆着知道所有事，就是不开口。”
“不是不开口。”沈烈把方向盘往左打，车子拐进了一条老城区的窄街，“他是觉得还没到非开口不可的时候。宋成是小鱼，彭广是大一点的鱼，但都不是我们最后要钓的那条鱼。”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沈烈没有回答，目光落在前方那栋老旧的家属楼上。这里是德康市商业系统老家属院，楼梯外墙的水泥都剥落了，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头。窗口晾着各种颜色的被单和衣服，被风吹得鼓鼓的，像一面面褪色的旗。
“刚才彭广说，有些人的账本翻开第一页，写的是我的名字。”沈烈熄了火，解开安全带，“那我就翻翻看，第一页到底写的是什么。”
“什……什么意思。”
“孙泽远既然能安插人在盆芽县刑侦队，自然也能安插人在别的地方。彭广敢当着我的面提起孙总队长，说明他知道这个姓孙的跟我有关系。”沈烈转过头看着杨江皓，“我上任之前，刑侦大队配合商业系统做了一起专项审计。当时经办人不是我，但——签字的那个是我。”
杨江皓的眼神变了：“你是说审计报告有问题。”
沈烈没有回答，推开车门走了进去。
楼道很暗，墙上的声控灯坏了两盏，只有三楼拐角那盏还亮着，昏黄的光打在水磨石台阶上。沈烈上到四楼，敲了敲靠左边那扇铁门。门口贴着一张旧春联，横批已经掉了一半，只剩一个“福”字歪歪斜斜地挂着。
开门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头发花白但梳得很有条理，一双眼睛看看沈烈又看看杨江皓，带着一种长年从事档案工作的警觉。
“你们是——”
“刑侦大队沈烈。”沈烈亮出证件，“请问是当年商业系统审计组的钱主任吗。”
老头子扶了扶老花镜，仔细看了看证件，然后让开了门口：“进来吧。”
屋里陈设很简单，客厅里靠墙立着一整面的铁皮柜，柜门上贴着各种颜色的标签，有的已经发黄卷边。钱主任给三个人倒了水，坐在沙发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姿势很规矩，像是被问了太多遍同一件事，已经习惯了。
“钱主任。”沈烈在他对面坐下，“我就开门见山了——三年多前做的那次审计，商业系统档案，尤其是涉及盆芽县的那部分原始凭证。当时是不是有人动过手脚。”
钱主任摘下老花镜，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
“沈队长。”他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这件事我等了三年多，没有人来问过我。当时那份专项审计的报告结论是——建议合格。”
“然后呢。”沈烈看着他。
钱主任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站起来，走到靠墙那个铁皮柜前，拉开最下面那层抽屉。抽屉很重，他拉的时候发出金属摩擦的声响。他从最底下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口用胶水封着，边角都磨得发毛。
“原始凭证和审计底稿都在这里面。”他把信封放在茶几上，推到沈烈面前，“当年上面让改成‘合格’，我不干，就留了一套备份。后来我被调离审计岗位，到这个家属院管档案，上面每个月给我开工资，不多不少，够活着。他们让我闭嘴，我就闭嘴了，但这个——”
他指了指信封。
“我没销毁。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找这个。”
沈烈拆开信封，里面是厚厚一沓复印件。他一页一页翻过去，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手指停了下来。
那一页的右下角，被人画了几道横线。被画线的那几行写着——办公经费实际支出与账目差额，缺口正好覆盖盆芽县一所“希望小学”的临时专项款。而那所“希望小学”的承建商一栏，填着的公司名后面画了个括号，括号里面手写了两个字——远达。
远达建材。孙泽远的公司。
沈烈把那一页抽出来，放在茶几正中。窗户外面天暗了一下，像是太阳躲进了云层。客厅里的光线变暗了一些，衬得茶几上那沓纸更加发黄、发脆，像是一碰就要碎掉。
“钱主任，这个东西我借走了。”沈烈站起来。
钱主任也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沈烈转头看了他一眼：“钱主任，如果——如果需要有人指证这件事，你愿意站出来吗。”
钱主任靠在门框上，双手抱在胸前。过了一会儿，他才慢慢地开了口，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却比刚才坚定很多：
“我今年六十二，没有什么怕失去的了。当年我不敢做的事——”他看着沈烈，“这一次，不会再跑了。”
下楼的时候，杨江皓走在最后面。楼道里那盏灯还亮着，吴昊忽然想到什么：“沈队，彭广怎么会知道——”
“他之所以提这个。”沈烈在楼梯上停了一步，“是在告诉我——你们自己也不干净。在告诉我如果查孙泽远，就会顺藤摸瓜查到自己头上。他在等我知难而退。”
走出楼道，沈烈仰头看了看天。云层越来越厚，压得低低的，空气里有一股山雨欲来的潮味。
他拉开车门，回头看了杨江皓一眼：“怎么了。”
杨江皓举着手机，脸色发白：“刚才队里来电话——彭广死了。”
“死了？”吴昊眼睛一下子瞪圆了，“我们刚从他家出来还不到一个小时——”
“死在自己家书房里。”杨江皓把电话递给沈烈，“胸口中刀，一刀毙命。和杀林文斌的手法一模一样——凶手没留下任何痕迹。”
电话那头的值班警员还在说着什么，但沈烈已经听不进去了。
他靠在车门上，脑子里在飞速地转——宋成的交代，彭广的威胁，钱主任的审计底稿，还有现在彭广的死。就像有一只手始终走在他前面，他要查谁，那个人就抢先一步杀掉谁。所有的证人都在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林文斌死了，彭广也死了。周建军还活着，宋成还活着，但他不知道等天亮的时候，他们还会不会活着。
“走。”沈烈拉开车门，声音比任何时候都要沉，“回彭广家。”
警车拉响警笛，车窗外的街景飞速往后退，风卷起路边的塑料袋，在半空中转了两圈，又落下来。
沈烈握着方向盘，指节微微发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