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穿过窗棂，落在书案一角。烛火早已熄灭，只剩半截焦黑的灯芯歪在铜盏里。龙允仍坐在原处，背脊未倚椅靠，双手交叠置于膝上，指尖微微泛白。他没有动，连呼吸都压得极轻，仿佛怕惊扰了这满室沉寂。
街鼓声远去后，院外传来脚步，轻而稳，是府中老仆张六。门缝下递进一封素笺，纸角折成燕尾状——这是宫里来的信，走的是静太妃寝殿旁侧的暗道，经小太监之手转出，层层传递，不落痕迹。
他接过信，指腹摩挲封口。青鸾火漆印完好无损，纹路清晰，正是先帝赐予静太妃的私印。他拆开，只一行字：“礼部侍郎设宴，巳时三刻，请赴。”
落款无名，但笔迹清瘦端方，是他认得的。三年前，静太妃曾以此体写过一道药方，纸上写着“安神、定惊、止痛”，后来那张纸被他烧了，灰烬撒在北疆风雪里。
他将信纸凑近唇边，无声念了一遍，又一遍。不是试探，不是催促，也不是警告。这是一道指令，简洁如军令，却重若千钧。
他知道，这不是寻常家宴。
礼部侍郎钱谦，五十有七，两朝元老，性情温吞，从不站队。三十年来，他主持科举三次，修礼典两回，连太子加冠之礼都是他亲自主持。朝中人都说，钱谦是个活碑，立在那里，便代表规矩与体面。没人知道他曾是父亲沈岳帐下掌书记，更没人记得，当年沈岳兵败被缚，押赴宫门问罪那日，是他跪在阶前，求朝廷准其收尸。
那一日，东宫卫士当众钉死沈岳于宫墙之外，血流满阶。无人敢近。唯有钱谦捧着一口薄棺，在暴雨中守了三个时辰，直到尸身腐臭发胀，才被禁军强行拖走。
自那以后，钱谦闭门谢客十日，再出仕时，已换了一副面目：说话慢条斯理，遇事推诿拖延，渐渐成了人人称道的“庸臣”。
可如今，他主动邀宴。
龙允缓缓起身，走到屏风后，取下挂在铁架上的玄色便袍。他没穿蟒服，也没佩玉带，只系了一条旧银扣腰带，靴底沾着昨日救火时留下的灰烬。他对着铜镜整了整衣领，左脸那道剑疤在晨光下显得淡了些，像一道久未愈合的旧痕。
他唤来两名亲随，命备马车，轻装出行。临行前，他停步书房门口，回头看了眼案上那张写着“静、察、守”的纸条。它还折得好好的，藏在袖中，未曾展开。
他知道，这三个字还没过时。但现在，他必须走出“守”的一步。
马车驶出靖安坊时，天已大亮。街市渐喧，挑担的小贩吆喝着热汤面，孩童追逐一只滚地的陶球，差役敲着梆子巡街。一切如常。可龙允知道，有些眼睛正盯着这辆不起眼的马车。
他掀开车帘一角，看见街角茶楼二楼，有个穿灰袍的人影一闪而过。那人手里端着茶碗，却没有喝，只是盯着这边看。他放下帘子，不动声色。
车轮碾过青石板，发出沉闷的响。他闭目养神，脑中却在推演。钱谦为何此时现身？是静太妃判断局势已到破局之机，还是……对方已经察觉南巷异动，欲借宴席试探他的反应？
他不敢断言。
但他清楚，若不去，便是弃子。去了，哪怕一步踏错，也可能引来杀身之祸。可若真有旧部尚存，哪怕只有一人，他也必须见。
马车在礼部侍郎府门前停下。朱漆大门紧闭，门环铜绿斑驳，檐下悬着一块匾，上书“慎修堂”三字，笔力苍劲。一名老仆立于阶下，见马车停稳，快步迎上，低头道：“殿下请。”
龙允下车，目光扫过门内。庭院宽阔，种着几株老梅，枝干虬曲，尚未开花。廊下站着几名仆役，皆垂首肃立，无一人张望。气氛安静得近乎刻意。
他迈步进门，老仆引路前行。穿过一个月洞门，便是正厅。门扉半开，透出一线暖光。
刚至阶前，厅门忽启。一人从中走出，身穿深青官袍，头戴乌纱，须发微白，面容清癯。正是钱谦。
他拱手作揖，动作标准得如同礼典演练：“殿下驾临寒舍，老臣未曾远迎，失礼了。”
龙允还礼，声音平缓：“侍郎客气。本王奉旨查阅礼制旧档，途经贵府，听闻大人近日整理先朝仪注，特来请教。”
这是事先想好的说辞。皇帝确有修《大曜礼典》之意，半月前曾在朝会上提及。此事无关紧要，却足以成为三皇子登门的正当理由。
钱谦点头，神色不变：“殿下肯屈尊来访，是老臣之幸。请入内叙话。”
二人并肩步入正厅。厅内陈设简朴，无金玉装饰，唯有四壁挂了几幅书法，皆是前人箴言。中央摆着一张八仙桌，已备好茶点，两把椅子相对而置。
龙允落座主位，钱谦坐于下首。老仆奉茶后退下，厅门轻轻合拢。
一时无言。只有炉上铜壶水沸，发出细微的咕嘟声。
龙允端起茶碗，轻啜一口。茶味清淡，是今年新采的云雾山芽，未加香料，也无糖盐。这种茶，只有讲究节俭的老臣才会用。
他放下茶碗，正欲开口，钱谦却忽然起身，走到厅角一个紫檀木柜前，取出一只青瓷托盘，盘中放着一盏冷茶，茶面浮着一层薄灰。
他双手捧盘，走到龙允面前，双膝跪地，将托盘高举过顶。
“娘娘说，您会来。”他声音低沉，却不颤抖，“这盏茶，我温了三十年。”
龙允看着那盏冷茶，指尖微微收紧。
他知道，这不是敬茶，是归心。
三十年前，父亲沈岳出征前夜，曾在帐中饮过一碗浓茶。那时军中缺水，茶是粗叶熬煮，浑浊苦涩。钱谦当时就在帐外守候，待沈岳饮尽，他亲手接过空碗，洗净后一直保存至今。
后来沈岳战死，他将那碗埋于北疆沙土之下。而这盏冷茶，则是他每日清晨必备，从未间断。他说，只要这盏茶还在，沈家的魂就未散。
龙允没有立刻接下托盘。他看着钱谦低垂的头，看着他花白的鬓角，看着他因常年伏案而弯曲的手指。这个人，曾是父亲最信任的幕僚，也是唯一一个，在沈岳死后仍敢记其名讳的人。
他缓缓伸手，接过托盘，放在桌上。然后，他扶住钱谦手臂，将他拉起。
“起来。”他说，声音很轻，却坚定，“我不需你跪。”
钱谦站直身体，仍低着头，喉结微动，似有千言万语哽在胸中，终究未说出口。
厅内再度陷入沉默。炉火噼啪，铜壶水沸之声渐响。
龙允望着窗外。庭院中，一缕阳光斜照在梅树枝头，映出淡淡的影。他忽然觉得，这屋子不像宅邸，倒像一座祭坛。每一寸空气，都浸着过往的重量。
他知道，钱谦不会多言。这种人，习惯把话藏在骨子里，用一生去守一个承诺。他今日现身，已是冒了生死之险。再多一句，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所以他也不问。不问当年真相，不问静太妃如何联络，不问还有多少旧部隐于朝野。此刻，他只需知道一件事——
有人还记得沈岳。
有人还愿为他而战。
他抬手，轻轻拂去袖口焦痕上的灰尘。那是昨日在户部救火时留下的印记。如今，那块焦痕仍在，可他的处境已不同。
他不再是孤身一人。
他端坐主位，目光落在钱谦身上。后者垂首肃立，姿态恭敬而不卑，如同三十年前站在父亲帐下的那个年轻幕僚。
阳光移过窗棂，照在八仙桌上。茶烟袅袅升起，缠绕在两人之间，模糊了轮廓，却清晰了心意。
龙允没有再说话。他只是静静坐着，像在等待一场迟来的仪式开始。
钱谦也没有动。他站在那里，像一尊历经风霜的石像，守着一段被掩埋的历史。
厅外，风掠过庭院，吹动檐下铜铃，发出一声轻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