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鸣从大兴安岭回来后，在漠河的小旅馆里躺了三天。不是病了，是身体在调整。右臂的薄膜从透明变成了淡红色，像一层被稀释过的血。手心里那个暗红色的点从针尖大小扩散到了米粒大小，颜色也变深了。他躺在床上，把手举到眼前，看着那个点在缓慢脉动，和心跳不同步，和呼吸不同步，但他知道它在和什么东西同步。几百公里外，大兴安岭地下，那颗球体在脉动。他感觉到了，不是通过任何感官，是通过那个点。它是天线，他是接收器。
第四天，他爬起来，洗了澡，刮了胡子，去邮局给陈远舟寄了一封信。信里只有一句话：“我见到他了。他还活着。”寄完信，他站在邮局门口，看着街上稀稀拉拉的行人。漠河的冬天，零下三十多度，呼出的白雾在脸前散开，像一团小小的云。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去哪里。回青海？那里已经没有东西了。子体在休眠，地面上的裂缝被风沙填平了，塔的碎片被时间磨成了粉末。他的工作也丢了。地质调查队的项目结束了，合同到期，没有续签。他自由了，但这种自由像一片无边的雪原，没有方向，没有路标，只有白色，无边无际的白色。
他站在邮局门口想了很久，决定去北京。不是去找陈远舟要答案——他知道陈远舟不会给他答案——是去找一种感觉。他在大兴安岭的地下感觉到了那种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敬畏，是一种说不清的、像被人从深水里捞出来的感觉。他想再感觉一次。
他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他把背包抱在胸前，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手心里的点在脉动，和车轮的节奏不同步，和车厢里嘈杂的人声不同步，但它一直在。像一个沉默的、不会停止的计时器。他到北京的时候是清晨，天还没亮。他站在北京站的广场上，看着那些匆忙赶路的行人，看着那些闪烁的霓虹灯，看着那些高耸的写字楼。这座城市和大兴安岭是两个世界。一个被“瞳”的能量场覆盖着，一个被人类自己的能量场覆盖着。哪一个更真实？他不知道。
他坐地铁去了西郊，找到那栋灰色楼房。楼还在，但周围的树长高了很多，院子里的花坛换了新的花。他站在楼下，抬头看着六楼的窗户。窗帘拉着，灯没有开。他看了很久，没有上去。他不知道上去说什么。他转身走了。
走在街上，他给陈远舟发了一条短信：“我到北京了。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没上去。下次再来。”发完，他关了手机，走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回青海的票。
方知微看到那条短信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她把手机递给陈远舟。“他来了。没上来。”
陈远舟看了看短信，把手机还给方知微。他走到窗边，拉开窗帘，看着楼下空荡荡的街道。“他不想打扰我们。”
方知微走到他身边。“他以后还会来吗？”
“会。但不是现在。”
他们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夜色。银杏树的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路灯下像一根根黑色的骨头。
陆鸣回到青海后，没有再去找地质调查队的工作。他在格尔木租了一间房子，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他每天早晨起来，跑步，吃早餐，然后坐在桌前，拿出一本新的笔记本，开始写。不是日记，不是小说，是一种他从未写过的文体。他把在大兴安岭地下的经历写下来，把那些发光的树干、暗红色的球体、靠在石台边的老人写下来。他写得很慢，每天只写几百字，反复修改，直到每一个句子都像石头一样沉。
写到卫明的时候，他的手会停很久。他写不出卫明的眼睛。那种暗红色的、像凝固的血一样的颜色，他找不到合适的词。他试过“深红”“暗红”“血红”，都不对。那是一种不属于人类语言的颜色。他合上笔记本，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格尔木的冬天比漠河暖和，但风很大，吹得窗户哐哐响。他把手按在玻璃上，手心里的点微微发烫。
三个月后，他收到了陈远舟的一封信。信里没有字，只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大兴安岭那片针叶林，雪已经化了，树干是黑色的，地面长出了绿色的苔藓。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不是中文，不是英文，是一种他看不懂的符号。但他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的右臂上的薄膜在看到那行符号的瞬间亮了一下。“它很好。不用挂念。”
他把照片翻过来，看着那片针叶林。卫明在地下，在黑暗中，他看不到春天。但他的场和母体的场是同步的，母体通过地表的树根感觉到了春天，他也感觉到了。他知道了春天来了。
陆鸣把照片夹在笔记本里，继续写。他写了整整一年。写到第三本笔记本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形容卫明眼睛的词。不是颜色，是温度。那种没有温度的、绝对的凉。不是冷，是凉。像地下的泉水，像深冬的月亮，像一颗在真空中脉动了亿万年的心脏。
他放下笔，合上笔记本。右臂的薄膜在手背上微微发凉。他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也许只是一本永远不会出版的书。也许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唯一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