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夏天，喀什格外炎热。
林海生坐在自家的土坯房里，看着桌上摊开的复旦大学毕业证书，心里有些茫然。毕业快一个月了，他从上海回到新疆，一直待在家里，工作还没最终定下来。
父亲林建华托了以前的老战友，给海生找了团场中学数学老师的差事。正式编制，工资不高但稳当，教的还是他的本行数学，在旁人眼里简直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工作。苏惠英很满意，天天变着法儿给儿子做好吃的。
可海生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他去学校看过一次。老旧的砖房教室，掉漆的黑板，操场是黄土铺的，风一吹尘土飞扬。老师们坐在办公室里织毛衣、聊家常，没课的时候早早就走了。校长握着他的手热情得很，说“复旦的高材生能来我们团中，真是孩子们的福气”，可海生看着校长两鬓的白发，心里想的却是：再过三十年，我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
一眼望得到头的日子，太可怕了。
可这话他不敢跟母亲说。苏惠英年纪大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就盼着儿子留在身边，娶妻生子，热热闹闹过日子。他要是说不想当老师想去上海，指不定母亲会急成什么样。
他只能跟父亲旁敲侧击。
“爸，你说我要是去外面闯闯怎么样？”吃饭的时候，他装作若无其事地问。
林建华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抬眼看他：“外面是哪儿？上海？”
海生点点头。
林建华沉默了一会儿，说：“上海有什么好的？人多，花销大。爸妈不在，你一个人在那边无依无靠的。”
“可我学的数学，在这儿当老师有点……”海生话说了一半又咽回去了。他怕说“浪费”两个字伤父亲的心。
林建华当然明白儿子的意思。他放下筷子，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说：“老师怎么了？老师是铁饭碗，一辈子不愁。你以为上海那么好混？我跟你陈叔叔当年就是从上海出来的，那地方，没根没底的，难。”
海生没再说话。他知道父亲说的是实话。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心里总憋着一股劲，总想出去闯闯。
八月的一个下午，海生收到了周晓燕的信。
信里说，她已经正式在上海一家电视台上班了，做记者助理，每天跑新闻，累但很充实。她还说，她托人问了，上海有几家银行在招学数学的应届生，待遇不错，让海生把简历寄过去试试。
“你一定要来上海，”晓燕在信的末尾写道，“我等你。”
海生把信读了三遍，心里更乱了。
一边是父母期盼的眼神，一边是晓燕的等待和大城市的诱惑。两边都在拽他，把他的心拽得生疼。
那天傍晚，他一个人走到叶尔羌河边。河水哗哗地流着，和他小时候记忆里的一模一样。河边的胡杨林更密了，树干粗了一圈，叶子在夕阳下泛着金光。
他坐在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看着河水发呆。
“想什么呢？”身后传来一个声音。
海生回头一看，是父亲。林建华手里拿着两件外套，递给他一件：“河边风大，小心着凉。”
海生接过外套披上，父亲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爸，你说我陈姑姑当年是怎么想的？”海生突然问。
林建华愣了一下，知道他说的是陈永芳。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陈叔叔的妹妹，当年跟我们一起去的新疆。想回上海，没回成，出事了。”
海生没有再问。他知道这是父辈心里的一道疤，轻易碰不得。
“你是不是也想走？”林建华转过头看他。
海生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爸，我想出去闯闯。我才二十几岁，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儿。”
林建华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抽烟。烟头在暮色里明灭，照得他脸上的皱纹忽明忽暗。
很久之后，他才开口：“你妈那边，我去说。”
海生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八月中旬的一天傍晚，陈永康来了。
他是骑着自行车来的，车把上挂着一网兜哈密瓜，车后座绑着半袋葡萄干。快五十岁的人了，身子骨还很硬朗，骑了二十多里地，脸不红气不喘。
“老林！”他推开院门就喊，“听说海生回来了，我来看看这小子。”
林建华正坐在院子里补渔网，抬头看见他，笑了：“你倒是消息灵通。快进来坐。”
海生也连忙站起来叫了声“干爸爸”。
陈永康把东西往墙根一放，上下打量了海生几眼，啧啧称奇：“都长这么高了？复旦大学，了不得！咱们知青的下一代就是有出息。”
他嗓门大，说话像打锣似的，整个院子都嗡嗡响。苏惠英从厨房里探出头：“老陈来了？正好，留下来吃晚饭。”
“不了不了，”陈永康摆着手，“我就是来看看海生，坐会儿就走。古丽帕夏还在家等我呢。”
“让她也过来嘛。”苏惠英说，“好久没见她了。”
“她啊，忙着给雪莲补功课呢。”陈永康笑着说，“那丫头明年要大考了，天天学到半夜，她妈比她还紧张。”
提起女儿，陈永康的脸上满是骄傲。陈雪莲比海生小十岁，从小学习就好，是团里有名的“小秀才”。
“雪莲有出息。”林建华给陈永康倒了杯茶，“以后肯定比咱们强。”
“那还用说。”陈永康端起茶碗喝了一大口，抹了抹嘴说，“这丫头说了，将来要考上海的大学，去看看她爸当年出发的地方。”
林建华点点头：“好啊，有志气。”
三个人坐在院子里聊天，从团里的新鲜事聊到各家的情况，再聊到那些过去的人和事。
“马建国走了有两年了吧？”陈永康突然问。
“快三年了。”林建华说，“肝癌，走得快。”
陈永康叹了口气：“他比我还小呢。还有老周，去年也走了，心脏病。”
“是啊。”林建华也叹了口气，“当年一起进疆的老兄弟，走的走，散的散，没剩下几个了。”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都有些伤感。
海生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这些名字他从小听到大，有些见过，有些没见过，但他知道，这些人都是父亲青春里的伙伴。他们把最好的年纪留在了这片土地上，有的甚至把命也留在了这儿。
“叶尔羌河还是那样。”陈永康望着远处的河面，“哗哗地流，不管人走了多少，它都照样流。”
林建华没有说话，只是端起茶碗，和老朋友碰了一下。
夕阳把两个老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那天晚上，陈永康留下来吃了晚饭。
苏惠英做了一大桌子菜，三个男人就着沙枣酒聊到很晚。陈永康嗓门大，笑起来整个院子都能听见。海生看着他和父亲推杯换盏，心里想：这样的老朋友，一辈子能有几个？
聊着聊着，话题就落到了海生的工作上。
“工作定了吗？”陈永康问海生，“是留上海还是回新疆？”
“还没定。”海生看了父亲一眼，“我爸想让我去团中当老师。”
“当老师好啊。”陈永康说，“稳当，体面，还是教数学，专业对口。”
海生没说话，只是低头扒拉着碗里的饭。
陈永康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林建华，哈哈一笑：“怎么？我们海生心大，不想待在这小地方？”
海生脸一红，还是没说话。
林建华叹了口气：“这孩子，心野了，想去上海闯。”
“想去上海好啊！”陈永康一拍大腿，“年轻人嘛，就该出去见见世面。窝在这团场里有什么意思？”
林建华瞪了他一眼：“你就别添乱了。上海那么好混的？一个人在外头，无依无靠的。”
“无依无靠怎么了？”陈永康不以为然，“咱们当年不也是十七八就出来了？不也活下来了？海生是大学生，比咱们当年强多了。”
“那能一样吗？”林建华说，“咱们当年是没办法，必须来。他现在有的选。”
“有的选才更该去闯啊。”陈永康说，“老林，不是我说你，你就是太护着孩子了。海生都二十多了，该让他自己飞了。”
林建华没说话，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
那天晚上，陈永康喝多了，就住在了海生家。
第二天一早，林建华让海生陪陈永康去叶尔羌河边转转。两个人沿着河边走，走了很久都没说话。
“干爸爸，”海生忍不住开口，“您觉得我应该去上海吗？”
陈永康停下脚步，看着河面，沉默了一会儿说：“海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嗯。”
“我有个妹妹，叫陈永芳。”陈永康的声音很低，“十五岁就跟着我们一起来新疆。那丫头从小就娇生惯养，哪吃过这种苦？来了没半年就哭着喊着要回去。可那时候知青哪能说走就走？”
海生静静地听着。这个故事他小时候隐约听过，但从没人跟他说得这么细。
“1968年夏天，叶尔羌河涨大水。”陈永康接着说，“永芳偷偷跑了，想游过河去，往南走，找机会回上海。结果……人就没了。”
他没有再说下去。河风呼呼地吹着，吹得人眼睛发涩。
过了很久，陈永康才又开口：“所以你看，想回家的人，拼了命都想回去。你现在有机会去上海，有得选，这是好事。别像我们这辈人，想回都回不去了。”
“可是我爸妈……”海生犹豫着说。
“你爸妈还年轻，身体也硬朗。”陈永康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先去闯，等站稳了脚跟，再接他们过去不就行了？真要是混得不好，再回来也不迟。团场永远是你的家，你爸你妈永远在这儿。”
海生点点头，心里的那个结，好像一下子就松开了。
第二天上午，陈永康要走了。
他推着自行车走出院门，林建华和海生跟在后面。到了路口，陈永康停下脚步，跨上了自行车。
“行了，别送了。”他摆了摆手，“回去吧。”
“路上慢点。”林建华说，“有空带古丽帕夏和雪莲一起来吃饭。”
“知道了。”陈永康点点头，又看向海生，冲他挤了挤眼睛，“小子，好好想。想好了就干，别犹豫。”
海生笑了笑：“谢谢陈叔叔。”
陈永康一蹬脚，自行车就出去了。他骑得很快，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了路的尽头。
林建华站在原地，望着老朋友离去的方向，站了很久。
回家的路上，林建华突然开口：“海生，你想去上海就去吧。”
海生愣了一下，停下脚步：“爸？”
“你陈叔叔说得对，路是你自己的。”林建华说，“你妈那边我已经跟她说好了，她虽然舍不得，但也不想耽误你。你年轻，出去闯闯是对的。”
海生的眼睛湿润了：“爸……”
“哭什么。”林建华拍了拍儿子的肩膀，“男子汉大丈夫，想去就去。混得好我们替你高兴，混不好就回来，家里永远有你一口饭吃。”
海生用力点了点头，说不出话来。
那天晚上，海生给周晓燕写了一封长信。他告诉她，他决定去上海了，过了中秋就走。他说他会投简历，会努力找工作，会在上海站稳脚跟。
“晓燕，”他在信的末尾写道，“等我。”
信寄出去后没多久，海生就收到了回信。晓燕在信里说她很开心，说她会帮他留意招聘信息，说她等着他来。
“海生，”晓燕的字里行间都透着喜悦，“我等你一起看外滩的夜景。”
海生把信贴在胸口，心里既期待又有些忐忑。他不知道上海等着他的是什么，但他知道，他必须去。
中秋，海生是在家里过的。
苏惠英做了一桌子他爱吃的菜，还烤了月饼。一家三口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月亮，谁都没说话。
明天，海生就要走了。
“去了上海，要按时吃饭，别熬夜。”苏惠英一边给他夹菜一边念叨，“上海人吃得甜，你可能吃不惯，自己学着做点。天冷了要加衣服，别逞能。钱不够了就跟家里说，别硬扛着。”
“妈，我知道了。”海生鼻子发酸。
“还有啊，”苏惠英顿了顿，“跟晓燕好好的。人家姑娘愿意等你，是你的福气。”
海生点点头。
林建华端起酒杯：“来，喝一杯。祝你一路顺风，到了上海好好干。”
海生也端起酒杯，和父亲碰了一下。酒很辣，辣得他眼睛都红了。
第二天一早，林建华送海生去喀什火车站。
父子俩坐在去喀什的班车上，谁也没说话。车窗外，戈壁滩一望无际，胡杨树一棵棵向后退去。海生看着熟悉的风景，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不舍。
“爸，”他说，“我要是混不好，还能回来吗？”
林建华看了他一眼，说：“废话。家永远在这儿。”
到了火车站，林建华帮儿子拎着行李，一直送到检票口。
“爸，你回去吧。”海生说。
“嗯。”林建华点点头，把行李递给儿子，“到了记得打电话。”
“知道了。”
海生接过行李，转身往检票口走。走了几步，他又回过头，看见父亲还站在原地，朝他挥着手。父亲的背好像更驼了，头发也更白了。
海生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他抹了一把脸，转身走进了检票口。
火车缓缓开动了。海生趴在车窗边，看着窗外的风景一点点往后退。叶尔羌河越来越远，胡杨林越来越远，团场土坯房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