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市郊，废弃工厂仓库。
顾北辰赶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仓库的铁皮大门半敞着，里面透出应急灯惨白的光。
夏洛站在门口，手里举着手机当手电筒，光束在满是灰尘的水泥地面上画出一个摇晃的光圈。
林墨蹲在仓库中央，面前是一摊已经半干的暗红色液体——不是血，是混了血的某种药剂，在水泥地上渗出了一片不规则的痕迹，边缘已经开始发黑。
那只注射器还在原地，针头朝下，戳在地面上，针筒倾斜着，像一面倒了一半的旗。顾北辰蹲下来，没有碰它。他盯着针筒上那张标签，那行字——老葛的字迹——在他眼中反复放大、模糊、再放大。他和老葛一起办过十几个案子，看过老葛写的上百份询问笔录、几十份案情报告，对他的字迹太熟悉了。老葛写字有个习惯，所有的“量”字都会把中间的“曰”写得偏左，所有的“ml”都会把“m”的第一个弧线写得比第二个更陡。标签上的那行字，每一个“量”都偏左，每一个“ml”的第一个弧线都比第二个更陡。
不可能是别人伪造的。这就是老葛写的。
“顾队。”林墨站起来，手里拿着一部密封在证据袋里的手机，“这个是在注射器旁边找到的。不是老葛的，是老葛儿子的。”
顾北辰接过证据袋，隔着透明的塑料看着那部手机。屏幕碎了，但还能亮——林墨显然已经试过开机。手机壳是黑色的，背面贴着一张贴纸，上面印着“江东科技园·创新者联盟”的字样。这是一部普通的民用手机，不是什么加密终端，不是什么特殊装备。这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工程师每天带在身上的东西，里面有他的照片、他的聊天记录、他的浏览历史、他和他父亲的所有通话。
“里面有什么？”顾北辰问。
“我还没来得及完整提取数据，”林墨说，“但我在现场快速浏览了最近的通话记录。昨天下午，这部手机接到过一个电话，来电号码没有备注，通话时长七分钟。那个号码我查了——是郑维先副官周少校的军用加密终端转接出来的外部号码。”
顾北辰闭上眼睛。他不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老葛是被胁迫的，他早就知道了。但这只注射器和这部手机放在一起，传达了一个比“胁迫”更残忍的信息——老葛不仅泄露了安全屋的地址，还亲手参与了宋远征的转移。注射器上的“长效镇静剂”不是用来害人的，是用来让宋远征在转移过程中保持安静的。有人让老葛做这件事，而老葛做了。因为他儿子的手机在那些人手里，他不敢不做。
夏洛走到他身边，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到：“顾队，如果这只注射器上的标签是老葛写的，那他就是宋远征被带走时的现场参与人。不是‘提供信息’，是‘直接参与’。这两个性质不一样。”
“我知道。”
“那张远志那边——”
“张远志那边我去说。”顾北辰睁开眼睛，把证据袋递还给林墨，“你们继续勘查现场。任何可疑的东西都要拍照、记录、封存。我去找老葛。”
夏洛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她没有问“你找到他之后要做什么”，因为她知道答案——顾北辰自己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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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一点。顾北辰的车停在江东市第二看守所对面的马路上。他没有熄火，车灯照在看守所灰色的围墙上，把墙上那排铁丝网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对面居民楼的墙壁上，像一排参差不齐的獠牙。
老葛的儿子关在这里。顾北辰没有进去——他没有探视权，而且现在进去也没有意义。他来这里，是为了想清楚一件事：老葛现在在哪？
手机震动了。张远志的电话。
“顾组长，何法医的尸检报告初稿被人修改了。”张远志的声音很沉，带着一种压抑着的怒意，“原始版本里明确写了‘抵抗伤’和‘镇静类药物残留’，但今天下午有人用何法医的账号登录了法医鉴定系统，把这两项改成了‘高坠伤符合自杀特征，未发现明确抵抗伤证据’，还把药物残留的描述改成了‘未检出常见毒物’。”
“谁改的？”
“账号是何法医的，但登录IP地址不属于医院，属于江东市的一个商业数据中心。何法医说她的密码写在办公室的便签纸上，谁都能看到。这是低级失误，但她已经干了二十三年法医，从来没有犯过这种低级失误——我怀疑有人进了她的办公室，拍了她的密码，然后远程登录修改了报告。”
顾北辰握着方向盘的手指收紧了。
“尸检报告被改，意味着赵志国的死因在法律上又回到了‘自杀’的起点。我们需要重新做一次独立的尸检，但遗体现在在军方手里——总政保卫部的人今天下午已经将赵志国的遗体从殡仪馆转移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的太平间。我们要想再次接触遗体，需要走军地协作程序，至少需要一周。”
“一周太长了。”顾北辰说。
“我知道太长了。但这是程序。”张远志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无能为力的疲惫，“顾组长，我明天上午回北京，向最高检领导汇报案情进展。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按兵不动，不要做任何越界的事。等我回来。”
电话挂了。
顾北辰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按兵不动。等他回来。这些话说得轻巧，但他知道，等他回来的时候，宋远征可能已经不在国内了，马维诚可能已经永远消失了，老葛可能已经被郑维先的人控制起来，变成又一个“自杀”的证人。
他睁开眼，拿起手机，打开了那个没有归属地的号码的对话框。
打了一行字：“老葛在哪？”
发送。
对方没有立即回复。顾北辰等了大约两分钟，手机屏幕暗了又亮，亮了又暗，始终没有新消息。这是他第一次向这个号码提问而没有得到即时回答。
不是因为对方不知道答案，而是因为对方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他。
顾北辰把手机放回口袋，发动了车，驶离了看守所。他没有回支队，没有回医院，没有去任何一个他应该去的地方。他把车开到了江东市老城区的一条小巷里，停在一栋六层居民楼的楼下。这栋楼是老葛父母留下的那套老房子——安全屋。
楼里没有灯光。整栋楼都黑着，只有楼道里的声控灯在一闪一闪地亮着，像一只受伤的眼睛在不停地眨。
顾北辰下车，走进楼道。声控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满是牛皮癣广告的墙壁上。他爬上六楼，站在602室的门前。门关着，锁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是老葛给他的，安全屋的备用钥匙，说是“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来帮我收东西”。老葛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轻松，像是在开玩笑。但那不是玩笑。老葛从接手这个案子的第一天起，就知道自己可能会出事。他给顾北辰这把钥匙，不是让他来“收东西”，是让他来“找东西”。
顾北辰把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两圈。门开了。
屋里很黑，很安静。他摸到墙上的开关，按了一下，灯没亮——电被切断了。他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光束扫过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一台老式的落地扇，全部蒙着一层薄薄的灰。没有人，没有打斗痕迹，没有任何异常。
他走进卧室。床铺整齐，被子叠成方块，像老葛在部队时养成的习惯。床头柜上放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压在一支笔下面。顾北辰走过去，用手电筒照着那本笔记本。
翻开的那一页上，老葛写了一行字。字迹潦草，像是在极度匆忙的状态下写的，但每一个字都力透纸背：
“北辰，我儿子的事，我对不起你。宋远征是我亲手交给他们的，我没办法。注射器里的药是长效镇静剂，不会伤人，只会让他睡十二个小时。他们答应我不伤害他。我不知道他们把他带去哪了，但我知道一件事——马维诚不在境外。他在江东市殡仪馆。”
顾北辰的手电筒的光在最后几个字上停住了。
江东市殡仪馆。
马维诚在江东市殡仪馆。
不是在开曼群岛，不是在香港，不是在任何需要护照和签证才能到达的地方。他就在江东市，就在顾北辰三天前去过的那个殡仪馆里。那个有着灰色水泥外墙、方形玻璃窗、走廊里弥漫着福尔马林和花香混合气味的殡仪馆。
马维诚一直就在那里。而顾北辰曾经离他那么近，近到只隔着一堵墙。
他翻到笔记本的下一页。上面画了一张简图，标注着殡仪馆的地下一层——遗体存放室下面的设备层，有一个不对外开放的冷藏库。那间冷藏库的钥匙只有馆长和技术组组长李长河才有。而李长河，就是那天在遗体存放室里跟刘牧远说话的那个穿白大褂的中年男人。
顾北辰掏出手机，拨通了夏洛的电话。
“夏洛，通知林墨，叫上所有人，现在去江东市殡仪馆。老葛的笔记本里写了一个位置——地下一层设备层，有一个不对外开放的冷藏库。马维诚就藏在那里。”
“殡仪馆？现在？”夏洛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诧异，“现在已经快午夜了，殡仪馆早就关门了——”
“所以我们现在去，没有人会拦我们。”顾北辰挂了电话，转身走出了安全屋。
他没有关灯——反正灯也不亮。他只是把门带上，锁好，把钥匙放回口袋，然后大步走下了楼梯。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荡，一层一层，像鼓点，像心跳，像某种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不肯停息的召唤。
他坐进驾驶座，发动了车。引擎的轰鸣声在深夜的老城区里显得格外突兀，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太久的困兽发出的低吼。
手机终于震动了。那个没有归属地的号码。
“老葛在翠屏山庄二十八号。龚信仁要见他。”
顾北辰盯着这条消息，忽然明白了。龚信仁要见老葛，不是因为老葛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老葛是他手里最后一张牌。宋远征被转移了，刘牧远被劫走了，赵志国的遗体被军方接管了——龚信仁手上已经没有可以交换的东西了。而老葛，是唯一一个既能接触核心证据、又能影响顾北辰决策的人。
如果龚信仁能用老葛的儿子控制老葛，那他也能用老葛来牵制顾北辰。
这不是一场调查了。这是一场人质谈判。
顾北辰把手机扔在副驾驶上，一脚油门踩到底。车从老城区的巷口冲出来，轮胎在柏油路面上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然后消失在通往殡仪馆方向的夜色中。
后视镜里，老城区的灯光越来越远，越来越暗，最后变成了一片模糊的光晕。
而前方的路，一片漆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