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秋天，叶尔羌河的水位降到了全年最低点，露出大片灰白色的河滩。河滩上长满了红柳和铃铛刺，在夕阳下泛着暗淡的光。
林海生站在河堤上，看着那些植被发呆，想着课本上说的“沧海桑田”是什么意思。
他刚满十五岁，身量已经开始抽条，两条长腿站在地上像两根细竹竿。母亲苏惠英总说他像竹竿上挂着的衣服，风一吹就要飘走。可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像父亲林建华了，尤其是那双眼睛。
这一年海生上初三，面临中考。学校的名字叫做“前进中学”，是农三师下属的几个团场合办的一所汉语学校。教室里用的是上海版的教材，黑板上方挂着“知识就是力量”的标语。
海生的成绩很好，尤其是数学。每次考试都是班级第一名，年级前三名。数学老师姓周，是1975年从上海来的知青，后来留在这里教书。周老师说海生的逻辑思维很强，有数学天赋。
“你有没有想过将来考大学？”有一次周老师问他。
海生愣了一下，说：“想。”
“想考什么学校？”
海生脱口而出：“上海的学校。”
周老师笑了，说：“上海好，上海的大学多，复旦、同济、交大，都是好学校。”
海生把这些名字默默记在心里。回到家里，他翻出父亲书架上那本旧地图册，找到上海那一页，用手指在上面划过。那些大学的名字像一盏盏灯，在他心里亮了起来。
他想考去上海，不光是因为上海是大城市。更重要的是，那是父母的故乡。
小时候跟着父母探亲回去过一次，城隍庙的小笼包、外滩的钟、弄堂里的鸽子，都还留着些模糊的印象。从小到大，又听父母讲了太多关于上海的故事，南京路的人流，梧桐树影，下雨天的石板路。那些零碎的童年记忆和父母的讲述交织在一起，在海生的脑海里拼凑成一幅既熟悉又陌生的图景，他总想着有一天要再回去看看。
父亲林建华每次说起上海，语气都很平静。海生看得出来，父亲心里是想家的。有一次他半夜起来喝水，看见父亲坐在院子里抽烟，望着东边的方向，一言不发。
东边，是上海的方向。
母亲苏惠英发现儿子最近变了。以前放学回来，海生总是在院子里玩到天黑才肯进屋。现在他一到家就钻进小屋，坐在窗前的旧桌子前写作业，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吃。
“海生，吃饭了。”苏惠英站在门口喊他。
“等一下，这道题快做完了。”
苏惠英摇摇头，心里却有些安慰。这孩子终于知道用功了。
其实海生不只是在写作业。他把能找到的所有关于上海的资料都翻了出来，父亲的旧地图册，母亲小时候的照片，周老师带来的上海杂志，甚至连报纸上提到上海的豆腐干文章，他都剪下来贴在一个小本子上。
他尤其喜欢复旦大学，因为周老师说那是上海最好的大学之一，数学系更是全国闻名。
“等我考上复旦，”他想，“就能带爸妈回上海看看了。”
1987年的春天来得迟。四月份了，柳树才冒出嫩芽。海生的个子又蹿了一截，坐在教室里已经需要把椅子往后调一调了。
中考越来越近，班里的气氛也紧张起来。同住一个大院的孩子都在拼命复习，连平时最贪玩的都收敛了不少。
“海生，你肯定能考上喀什高中。”同桌的女生说，“到时候可别忘了我们啊。”
海生笑了笑。他的目标不只是喀什高中，他还要考上海的大学。
这一年，陈永康的女儿雪莲也上小学了。小姑娘长得像她妈妈古丽帕夏，眼睛很大，睫毛很长，像个洋娃娃。陈永康有时候会带着女儿来家里串门，两个大人聊聊天，孩子们就在院子里玩。
“海生哥，你教我做数学题好不好？”雪莲仰着小脸问。
“好啊。”海生摸摸她的头。
看着雪莲，海生有时候会想，自己小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团场里的孩子，整天在野地里跑，爬树掏鸟窝，下河摸鱼，浑身是泥地回家，被母亲追着打。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他都要考高中了。
1987年夏天，海生参加了中考。考场设在师部所在地，离家有三十公里。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坐马车去的，颠簸了大半天，屁股都坐麻了。
考试那天天气很热，蝉在树上拼命地叫。海生坐在考场里，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他用袖子擦了擦，继续低头答卷。数学是他的强项，他做得很快，检查了两遍就交卷了。
成绩出来那天，海生正在地里帮父母干活。学校派了一个老师专门来报喜，说他考了全师第三名，被喀什高中录取了。
喀什高中是南疆最好的高中之一，每年都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复旦等名校。能进这所学校读书，等于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大学校门。
父亲林建华得知消息后，难得地笑了。他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说：“好样的。”
母亲苏惠英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杀了一只老母鸡炖汤给海生喝。
“好好补补，”她说，“这半年都瘦了。”
海生被录取的消息很快传开了。院子里的大爷大妈们都来道喜，说林家祖坟冒青烟了，出了这么有出息的孩子。
“以后就是大学生了。”张大妈说，“以后就是上海人了。”
海生听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上海人。他还不是上海人，他只是一个新疆兵团的孩子。可是他离上海，又近了一步。
1987年秋天，海生去了喀什上高中。
他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每天早出晚归，从学校到宿舍两点一线。宿舍是八个人一间的平房，条件简陋，可海生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教室里的那块黑板，黑板上的那些公式，还有每周一次的数学竞赛。
海生的数学成绩依然优秀，高一第一学期就拿了全年级数学竞赛的第二名。班主任李老师很欣赏他，推荐他参加自治区的数学奥赛培训。
“你的基础很好，”李老师说，“如果能拿到省级以上的奖项，考大学的时候会有加分。”
海生点点头，心里暗暗下定决心。
高中的生活比初中紧张多了，课程多，作业也多。海生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晚上十一点才睡觉，除了吃饭睡觉，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学习。
有时候学累了，他就站在宿舍门口，望着远处的天山发呆。
天山的山顶常年积雪，在阳光下闪着银光。海生总觉得，山的那边就是上海。当然他知道不是，上海在东边，隔着几千公里呢。可他就是忍不住这么想。
第一年放寒假回家，海生明显感觉父母老了。父亲的白头发多了，背也有点驼了；母亲的眼角爬满了皱纹，手也更粗糙了。
“爸，妈，”吃饭的时候海生说，“你们别太辛苦了。等我考上大学，毕业了挣钱养你们。”
苏惠英笑了，用筷子敲了敲他的碗：“傻孩子，说什么呢。你好好读书就行，我们不用你养。”
林建华也说：“男人要有出息，要干大事，不能总想着家里那点事。你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海生点点头，扒拉着碗里的饭，鼻子有点酸。
他知道父母不容易。在新疆待了二十多年，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斑白，把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片土地。他们嘴上不说，可海生知道，他们心里是想回上海的。
“等我毕业了，”海生在心里说，“一定要把爸妈接回上海。”
高二这一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有一次上地理课，老师讲到上海，随口说了一句：“上海人都很精明，也有点排外，看不起外地人。”
全班同学都转过头来看海生。
海生脸上有点发烫，假装低头看书，心里却不是滋味。
下课后，同桌凑过来问：“海生，你爸妈都是上海人，你算上海人吧？那你以后回上海，会不会也看不起我们？”
“说什么呢。”海生有点不高兴，“我是新疆长大的，我是新疆人。”
话是这么说，可那天晚上，海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上海人会不会真的排外？他一个新疆长大的孩子，说着一口带点西北口音的普通话，去了上海会不会被人看不起？
他想了很久，最后还是觉得，不能因为别人的看法就放弃自己的目标。路是自己走的，别人怎么看是别人的事。
想通了这一点，海生反而更用功了。
1989年的春天，海生回了一趟家。原因是母亲苏惠英生病了，胃病犯了，吃不下东西。
海生请了一周的假，坐了六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回到团场。推开院门的时候，他看见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脸色蜡黄，人瘦了一大圈。
“妈。”海生喊了一声，声音有些哽咽。
苏惠英抬起头，看见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回来了？妈没事，就是老毛病。”
海生走过去，在母亲身边坐下。他握着母亲的手，感觉那只手比以前粗糙了许多，骨节突出，像枯树枝一样。
“爸呢？”
“去上班了。你别担心，妈真的没事。”
海生没有说话。他知道母亲是在安慰他。他想起小时候母亲背着他去卫生所看病，那时候母亲的背很宽，很温暖。现在母亲的背已经有些佝偻了。
晚上，父亲林建华回来，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父亲说起了最近团里的情况，说棉花长势不好，师里号召大家节约用水。
“叶尔羌河的水越来越少了，”父亲叹了口气，“再这样下去，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海生想起小时候叶尔羌河发洪水的场景。那时候河水汹涌澎湃，冲垮了岸边的庄稼和房屋。现在河水却少得可怜，露出大片大片的河滩。
“爸，妈，”海生放下筷子，说，“你们以后想回上海吗？”
父亲和母亲对视了一眼，都没有说话。
“上海是好，”母亲轻声说，“可我们在新疆待了二十多年，习惯了。回上海，能干什么呢？”
“可是……”
“海生，”父亲打断他，“你只管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至于我们，你不用担心。等你毕业了，在上海站稳脚跟了，我们去看看你就行了。……
海生点点头，心里却有些酸涩。他知道父母是为了他好，不想让他有负担。
一周后，海生返回了喀什。临走前，他去看了看叶尔羌河。河水还是那么少，裸露的河床上长满了杂草。
“等我考上大学，”他默默地对河说，“一定会带爸妈去上海看看。”
1990年夏天，海生参加了高考。这一年他十九岁，长成了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他的下巴上冒出了几根淡淡的胡须，声音也变得低沉了。
高考那三天，他睡得很安稳，吃得也很香。他相信自己平时的积累，相信那些日夜苦读的时光不会白费。
七月底，成绩出来了。海生考了588分，超出重点本科线将近四十分。班主任李老师说，这个成绩可以上复旦了。
“想好了吗？报什么学校？”李老师问他。
海生没有犹豫，说：“复旦大学，数学系。”
李老师点点头，说：“复旦很好，数学系更是全国闻名。你去了肯定有出息。”
海生笑了。他想起了周老师，想起了父亲旧地图册上的上海，想起了母亲讲过的外滩钟声，想起了那些他从未亲眼见过的梧桐树。
上海，我来了。他在心里说。
八月底，海生收到了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信封是红色的，上面印着复旦大学的校徽和“录取通知书”五个烫金字。
父亲林建华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把通知书拿出来看了又看。他的眼眶有些红了。
“好，好，好。”他连说了三个“好”字。
母亲苏惠英则喜极而泣，一把抱住儿子，说：“我就知道你可以的，我就知道……”
海生被母亲抱在怀里，感觉有些不好意思。可他的心里，却涌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动。
他终于可以去上海了。
那个他魂牵梦萦了多年的地方，那个父母年轻时离开的地方，那个有外滩、有黄浦江、有梧桐树的地方。
八月底，海生告别了父母，告别了叶尔羌河，踏上了去上海的列车。
站台上，母亲向他挥手，泪水模糊了双眼。父亲站在一旁，表情平静，可海生看见他的眼眶也红了。
“爸，妈，回去吧。”海生隔着车窗喊。
“到了记得写信！”母亲也喊。
“知道了！”
列车缓缓驶出站台，驶过戈壁，驶过沙漠，驶过戈壁和沙漠尽头的绿洲。海生趴在车窗边，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想着即将到来的上海生活。
他想，上海的大学是什么样子呢？宿舍里有没有暖气？食堂的饭菜好不好吃？同学会不会因为他是新疆人而看不起他？
想起地理老师说过的那些话，他心里又有些忐忑。可他很快就把这些念头甩开了。不，他不能被那些话影响。他会用行动证明，新疆的孩子不比任何人差。
列车在夜色中飞驰。海生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在梦里，他看见了一片灯火辉煌的城市，宽阔的街道，高耸的大楼，还有那滚滚东流的黄浦江。
黄浦江，我来了。他在梦里说。
而此刻，在千里之外的新疆，苏惠英靠在丈夫的肩膀上，轻声说：“你说海生在上海会习惯吗？”
林建华想了想，说：“会的。他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孩子。”
“可他从来没离开过我们。”
“总要离开的。”林建华叹了口气，“就像当年的我们，离开上海来到这里。海生比我们有出息，他是从新疆走回上海。”
苏惠英没有说话，只是望着窗外的夜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