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副局长的办公室在七楼，窗户正对着刑警队的大院。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挤进来，在办公桌上画出一道道细细的光线。宋砚站在门口，门开着，王副局长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一支笔，正在一份文件上签字。
“进来，关门。”王副局长的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压。
宋砚走进去，把门带上。办公室暖气很足，窗玻璃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水汽。王副局长放下笔，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脸上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
“停职几天，想清楚了吗？”王副局长的语气很随意，像是在问一个请了几天病假的下属。
宋砚坐下来，腰背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想清楚了。我愿意配合局里的决定。”
王副局长看着他，目光在他的脸上停了几秒，像是在确认他是不是在说真话。然后他笑了，那种笑是满意的、掌控一切的笑。
“这就对了。宋砚，你是个好警察，我不希望你因为一个线人毁了自己的前途。”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宋砚面前，“匿名线索的事，我不会再追究。只要你把那个线人处理掉——该断的联系断掉，该交的材料交上来——你复职，年底还能提一级。”
宋砚看着那份文件，没有伸手去拿。“处理掉”三个字像一根针，扎在他耳膜上。不是“解释清楚”，不是“说明情况”，是“处理掉”。好像林渡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件需要被清理的麻烦。
“我考虑一下。”宋砚说。
王副局长的笑容没有变，但眼睛里的光冷了一度。“考虑多久？”
“两天。”
“好。”王副局长站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宋砚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宋砚，我一直看好你。别让我失望。”
宋砚站起来，转身朝门口走去。他的手刚碰到门把手，王副局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对了，宋砚。”
宋砚停下来，没有回头。
“我们这不让带录音设备。”王副局长的语气很轻松，像在提醒一个忘了规矩的下属。他走过来，手伸进宋砚的外套口袋，摸了一下，又拍了拍他的裤兜。他从宋砚的内侧口袋里掏出一支普通录音笔，举到眼前看了看，笑了。
“下次注意。”他把录音笔递给宋砚。
宋砚接过，放回口袋。“不会了。”
他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日光灯管把一切照得雪白，他的脚步声很稳，不急不慢。走到拐角处，他停下来，靠在墙上，从皮带扣的背面取下一个微型录音器——指甲盖大小，黑色，贴着皮带内侧。指示灯还亮着，还在录。
他把录音器塞进袜子里面，然后直起身，继续往前走。经过技术科的时候，门开着，老李正在里面整理资料。他看了宋砚一眼，欲言又止。宋砚点了点头，没有停步。
他走出警局大楼，站在台阶上，阳光刺眼。他深吸了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那支被搜出来的普通录音笔——里面什么都没有，他只是带了一支空笔，用来吸引王副局长的注意。真正的录音器，一直贴在皮带扣上。
宋砚走下台阶，走到自己的车边，拉开车门，坐进去。他没有立刻发动引擎，而是从袜子里取出那个微型录音器，按下停止键，保存文件。然后他打开手机，把录音文件备份到云端，又把录音器藏回车座的暗格里。
做完这一切，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王副局长的声音在脑子里回放——“把那个线人处理掉。”不是“保护好”，不是“安排好”，是“处理掉”。这个用词，不像一个副局长在跟下属谈工作，像一个罪犯在跟同伙下指令。
宋砚睁开眼，发动引擎，挂挡，开车走了。
保险公司大楼在市中心，玻璃幕墙反射着灰白色的天光。刘总的办公室在十八层，落地窗正对着城市的天际线。
林渡和顾伦赶到的时候，电梯门一开，走廊里已经站了好几个人——保安、秘书、几个穿西装的员工。一个年轻女人在哭，手里攥着手机，脸色煞白。
顾伦亮出证件：“警察。谁是第一发现人？”
秘书举起手，声音在发抖。“是我……我下午两点去送文件，敲门没人应，我就用备用钥匙开了门，然后……他就倒在椅子上了。”
顾伦推开办公室的门，林渡跟在后面。办公室很大，红木办公桌，真皮转椅，墙上挂着一幅油画。刘总倒在椅子上，头歪向一边，嘴唇发紫，眼睛半睁着，瞳孔涣散。办公桌上摊着一份文件，旁边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茶。
急救人员已经到了，正在做检查。一个医生抬起头，摇了摇头。“没有生命体征了。初步判断，可能是心源性猝死。”
顾伦走过去，蹲下来，看着刘总的脸。没有外伤，没有搏斗痕迹，嘴角没有泡沫，瞳孔没有放大的迹象——看起来确实像心梗。但他的目光落在刘总的脖子上，有一个极细的红点，比针眼大不了多少。
“这里有注射痕迹。”顾伦指着那个红点，对急救医生说。
医生的脸色变了。他凑近看了看，然后用手指轻轻按了一下，皮肤下面有一小块硬结。
“不是心梗。”顾伦站起来，对林渡使了个眼色。
林渡走到办公桌边，趁其他人不注意，伸出手，手指触碰到了刘总的手背。皮肤还温着，死亡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
三秒。
世界崩塌了。
办公室，和现在一模一样。刘总坐在转椅上，手里拿着电话，话筒贴着耳朵。他的表情很紧张，额头上有汗，声音压得很低。
“老板，许法医说事情可能瞒不住了。他在查那几个人——记者、律师、护士，都在查。他问我要当年的理赔记录，我不知道该不该给。”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刘总的脸色更白了。“可是……如果他找到证据，我们都会出事。我不是不想配合，我是怕……怕到时候连自保都来不及。”
电话那头又说了什么。刘总的身体僵了一下，然后慢慢放松下来。
“好，我知道了。我会把记录准备好。”
他挂了电话，把话筒放回座机。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深呼吸。门被推开了，没有敲门声，没有脚步声。一个人走进来，穿着深色的外套，戴着口罩和帽子，只露出一双眼睛。
刘总睁开眼，看到那个人，愣住了。“你怎么进来的？保安呢？”
那个人没有说话，走到刘总身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注射器。刘总想站起来，但那个人一只手按住了他的肩膀，力气很大，像一把铁钳。
“老板让我来的。”那个人的声音很低，沙哑，像喉咙里含着沙子，“你话太多了。”
针头扎进刘总的脖子。他挣扎了一下，但身体很快就软了下去，瘫在椅子上。眼睛还睁着，但瞳孔已经开始涣散。
那个人拔掉注射器，塞进口袋，转身离开。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那双眼睛——林渡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那双眼睛她见过，在解剖台上，在许志远的办公室里，在那些被签了“意外”的鉴定报告后面。是许志远的眼睛。
“你话太多了。”
七秒结束。
林渡猛地抽回手，身体向后踉跄了一步，撞在身后的书柜上。她的右手在剧烈颤抖，但这一次不是因为代价，是因为愤怒。许志远，一个已经被他们控制住的退休法医，怎么会出现在刘总的办公室里杀人？他不是被顾伦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了吗？
“是许志远。”林渡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他还在杀人。”
顾伦的脸色发白了。“不可能。许志远在我安排的地方，有人看着。”
“你看的是假的。”林渡看着他，“许志远根本没有被控制。你带走的那个老人，不是许志远。”
顾伦的嘴唇在哆嗦。他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响了几声，接通了。
“老张，你看的那个人，还在吗？”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顾伦的脸色越来越白。“你确定？他一直在房间里？没有出去过？好，我知道了。”
他挂了电话，看着林渡。“老张说那个人一直在房间里，没有离开过。但你也说了，你在这里看到了许志远。除非——”
“除非许志远有替身。”林渡说，“或者你带走的那个，本来就是假的。”
顾伦攥紧了手机。“我马上回去确认。”
“来不及了。”林渡看了一眼刘总的尸体，“许志远已经跑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找到他真正的藏身地。”
顾伦点了点头，转身走出办公室，去安排人手封锁大楼。林渡留在办公室里，看着刘总的脸。那张脸还保持着死前的表情——恐惧、不甘、绝望。他最后听到的声音是“你话太多了”，然后他再也没能说出任何话。
林渡从口袋里掏出加密手机，给宋砚发了一条消息：“刘总死了。许志远杀的。他还在外面。”
宋砚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正在开车回出租屋的路上。他把车停在路边，看着屏幕上的那行字，手指在方向盘上攥紧了。
许志远还在外面。那他们控制的那个人是谁？
他拨通了顾伦的号码。“你带走的那个‘许志远’，确认过身份吗？”
电话那头顾伦的声音很急。“确认过。证件、照片、指纹都对得上。但现在林渡说在刘总办公室看到了许志远杀人——除非许志远有双胞胎，或者——”
“或者那个人整过容。”宋砚说，“二十年了，他可能早就安排了一个替身。把真的许志远藏起来，让替身顶着他的身份生活。就算有一天东窗事发，被抓的也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替身。”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师父，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查。查许志远二十年前有没有做过整容手术，查他的家庭关系，查他有没有兄弟。还有，刘总办公室的监控，调出来。看那个戴口罩的人从哪来，到哪去。”
“好。我马上去。”
宋砚挂了电话，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他看着挡风玻璃外的街道，行人匆匆走过，没有人知道一栋大楼里刚刚死了一个人，没有人知道那个杀人的退休法医正戴着口罩走在人群中。
他发动引擎，继续开车。他要去见一个人——周国良。他的师父，那个书房墙上警徽消失的退休刑警。也许他知道些什么，也许他什么都不知道。但宋砚需要问他一个问题。
城北老小区，六楼，没电梯。
宋砚爬上楼梯的时候，声控灯坏了，他靠着手机的光摸上去。周国良家的门是深绿色的防盗门，门铃按了两下，里面传来拖鞋拖地的声音。
门开了。周国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毛衣，头发比上次见更白了，但腰板还是直的。他看到宋砚，愣了一下。
“小宋？你怎么来了？”
“周叔，我想问您一件事。”
周国良侧身让他进去。“进来吧。”
客厅还是老样子，墙上挂着那幅“宁静致远”。周国良的老伴在厨房里择菜，探出头看了一眼，笑了笑，又缩回去了。
宋砚在沙发上坐下来，周国良坐在对面。两个人之间隔着茶几，茶几上摆着一盘瓜子和两杯茶。
“周叔，您认识许志远吗？”宋砚开门见山。
周国良端茶杯的手顿了一下。那个停顿很短，但宋砚看到了。
“认识。以前的法医，退休了。”周国良放下茶杯，“怎么了？”
“他出事了。今天下午，他杀了一个人。”
周国良的手在膝盖上微微攥了一下。“不可能。许志远那个人，胆小怕事，签字都手抖。他能杀人？”
“他杀了。我们的人在现场看到了他。”
周国良沉默了几秒。他看着宋砚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闪躲，只有一种深沉的、复杂的目光。
“小宋，你在查什么？”
“二十年前的连环杀人案。黑工厂，记者刘永强，护士林芳，医生张明远，摄影师陈末，律师赵宏，环保局李国栋。还有许志远签的那六份‘意外’鉴定报告。”
周国良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你知道些什么？”宋砚问。
周国良沉默了很久。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音，油锅“滋啦”一声，然后是一阵香味。他的老伴在做饭，和往常一样，和任何一天都一样。
“我不知道。”周国良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但我也不是什么都没看到。二十年前，刘永强的案子，我经手的。现场确实有疑点——弹道不对，血迹不对。我写了报告，建议重新调查。报告交上去，就没消息了。后来我被调离了刑侦大队，去了档案室待了三年。”
“谁调的？”
周国良抬起头，看着宋砚。“王建国。他当时是副大队长。”
宋砚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您怀疑他？”
“我没有证据。”周国良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宋砚，“但我告诉你一件事。刘永强案发那天晚上，我在局里值班。王建国也在。他中间出去过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身上有烟味，和平时抽的牌子不一样。”
“您觉得他去了现场？”
“我不知道。也许去了，也许没去。但我后来查过，那段时间城郊仓库附近没有烟头，没有脚印，什么都没有。太干净了，干净得不正常。”
宋砚站起来，走到周国良身后。“周叔，您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周国良转过身，看着宋砚。他的眼眶有些红，但没流泪。
“因为我怕。怕说了，下一个意外就是我。”他的声音很低，“我不是英雄，小宋。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想活到退休，想看着孙子长大，想跟我老伴去旅游。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
宋砚看着他，沉默了几秒。然后他伸出手，握住周国良的手。“周叔，谢谢您。”
他转身，朝门口走去。
“小宋。”周国良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宋砚停下来，没有回头。
“小心王建国。他比你想的更危险。”
宋砚拉开门，走了出去。楼道里很暗，声控灯亮了，昏黄的光照着楼梯。他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荡的楼道里回荡。
他走出单元门，阳光刺眼。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空气凉凉的，带着深秋的寒意。
他掏出手机，给林渡发了一条消息：“王建国，二十年前就在掩盖真相。他不仅是保护伞，他可能亲自参与了。”
对方回复了一个字：“知道了。”
宋砚把手机放进口袋，走下台阶，走到车边，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挂挡，开车走了。后视镜里，周国良家的窗户亮着灯，厨房的抽油烟机呼呼地响着。
一个普通的下午，一个普通的家庭，一顿普通的晚饭。但在那些普通的日常下面，藏着二十年的秘密和谎言。
宋砚握紧方向盘，目光落在前方的路上。他要去找王建国。不是去办公室，是去一个没有监控、没有证人、没有人会知道他们说了什么的地方。
他要把这个副局长，逼到角落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