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渡出院后的第一天，阳光很好。殡仪馆的院子里落了一层梧桐叶，金黄色的，踩上去沙沙作响。她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空气凉凉的，带着秋天的味道和消毒水的余味。右手还在抖，但比前两天好了一些。她握了握拳头，指尖能握紧了。
“林姐，早。”同事从她身边走过，手里端着一杯豆浆。
“早。”林渡点了点头，推开玻璃门，走了进去。
走廊里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一切如常。她经过副馆长办公室的时候，门开着，李副馆长坐在桌前，手里拿着那支金色钢笔，正在签一份文件。他抬起头，看到林渡，笑了。
“小林，回来了？身体好些了吗？”
“好多了，谢谢李副馆长。”林渡的声音和往常一样平静。
“那就好。等会儿来我办公室一趟，我有点事跟你说。”
林渡的手指在口袋里微微攥了一下。“好的。”
她走进整容间，关上门。靠在门板上，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李副馆长的笑容还是那么和蔼，语气还是那么关切。但林渡知道，那支刻着“L”的金色钢笔，那间废弃暗房里的七秒记忆，天台推下张明远的那只手——这些碎片正在慢慢拼出一个完整的画面。而李副馆长，就站在那个画面的正中央。
她戴上橡胶手套，开始工作。今天上午只有一具遗体，一位老太太，九十多岁，五世同堂，走得很安详。家属要求化一个“喜丧”的妆——两颊打红红的腮红，嘴唇涂大红色的唇彩，像要去参加孙女的婚礼。林渡一笔一笔地描着，手很稳。她在想等会儿李副馆长要跟她说什么。
八点五十分，她收拾好工具，脱下橡胶手套，洗了手，走出整容间。走廊很长，她的脚步声很轻。副馆长办公室的门虚掩着，她敲了两下。
“进来。”李副馆长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林渡推门进去。李副馆长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饮水机前，拿出一个纸杯，接了一杯热水，放在茶几上。“坐。”
林渡在沙发上坐下来。李副馆长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张茶几。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李副馆长的肩膀上，把他的白衬衫照得发亮。他端着自己的茶杯，吹了吹浮沫，喝了一口。
“小林，你来殡仪馆三年了吧？”
“三年零两个月。”林渡说。
“三年了。”李副馆长放下茶杯，靠在椅背上，“时间过得真快。我一直觉得你是个好孩子，工作认真，技术也好，家属对你的评价都很高。我跟你父亲也认识，你进殡仪馆的时候他特意给我打过电话，说你一个人不容易，让我多关照。”
林渡没有说话。
“但最近我听说了一件事。”李副馆长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你和刑警队的宋队长走得很近？有人看到你们在走廊里说话，还有人看到他的车停在殡仪馆后面的巷子里。”
林渡端起纸杯，喝了一口水。水温刚好，不烫不凉。“他们来找我问过几次话，因为经手的遗体有些涉及刑事案件，需要提供一些信息。”
“提供信息？”李副馆长笑了笑，那笑容和平时一样温和，“提供信息不需要私下见面吧？小林，咱们殡仪馆是送人最后一程的地方，安安静静的，不需要侦探。有些事，知道了反而不好。”他的目光从林渡的脸上移到她的手——她的右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颤抖。林渡感觉到了他的目光，没有缩手，也没有解释。
“我明白。”林渡说，声音很平静，“我就是一个化妆的，不会多管闲事。”
李副馆长看着她，目光在她脸上停了几秒。然后他笑了，站起来，拍了拍林渡的肩膀。“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孩子。好了，去忙吧。明天还有几具遗体要处理，别太累了。”
林渡站起来，把纸杯扔进垃圾桶。“那我先走了。”
她走到门口，手放在门把手上，停了一下。她没有回头。她听到身后李副馆长坐回椅子上的声音，茶杯和桌面碰撞的轻响。然后她拉开门，走了出去。走廊里的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她的脚步声比来时重了一些，像是身上多了一层看不见的壳。
回到整容间，林渡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她的心跳很快，右手在剧烈颤抖。不是害怕，是愤怒。
“殡仪馆是送人最后一程的地方，不需要侦探。有些事，知道了反而不好。”这句话的潜台词她听得懂——“不要再查了，不要再和宋砚联系，不要再碰那些不该碰的遗体。否则，不好的是你。”
林渡走到洗手池边，打开水龙头，用左手接了一把冷水，拍在脸上。水顺着下巴滴在白大褂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她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嘴唇没有血色，但眼睛很亮。
她不会停。
傍晚六点，林渡下班了。她脱下白大褂，挂好，拿起自己的外套和背包，走出整容间。走廊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只有几个加班的同事还在休息室吃饭。她经过休息室的时候，推门进去，准备拿自己的水杯。
她的工位在休息室的角落，一张普通的办公桌，桌面上放着水杯、笔记本、一支笔，和一个相框——相框里是她母亲的照片。不是那张黑白遗像，是另一张彩色的，母亲穿着白大褂，站在医院的走廊里，笑得眼睛弯弯的。这张照片是她从老家的相册里翻拍的，一直放在工位上，每天上班都能看到。
今天，相框还在。但照片不在了。
林渡拿起相框，翻过来，背面的卡纸被打开了，里面的照片被人抽走了。她盯着空空的相框，手指攥紧，指节发白。
储物柜也被撬了。柜门上有一道新鲜的撬痕，锁扣歪了，柜门虚掩着。她拉开柜门，里面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工作服扔在地上，化妆工具散落在角落，那只旧盒子被打开了，里面的信还在，但母亲的那缕头发——那缕她用红绳扎着的头发——不见了。
林渡站在储物柜前，一动不动。她的右手在剧烈颤抖，但她没有去压。她只是站在那里，盯着空空的盒子，像一尊石像。
过了很久，她关上了柜门，锁扣已经坏了，关不严，虚掩着。她拿出手机，拨通了宋砚的号码。
“李副馆长有问题。”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一个刚发现自己母亲遗物被盗的人，“他拿走了我母亲的照片和头发。今天下午他找我谈话，暗示我不要多管闲事。然后我的工位就被翻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你在哪？”
“殡仪馆休息室。”
“别走。我马上到。”
林渡挂了电话，把手机握在手心。她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停车场。天色暗了，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照着空荡荡的车位。李副馆长的车不在了。他下班了，走了，带着她母亲的照片和头发。
林渡攥紧了拳头。
殡仪馆停车场，天色已经完全黑了。宋砚的车停进来的时候，车灯照在林渡的身上，把她身后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熄了火，下车，走到她面前。
“东西呢？”
“锁在储物柜里。”林渡说，“柜门被撬了。他拿走了我妈的照片和头发。”
宋砚没有问“你怎么确定是他”。两个人都知道答案。李副馆长下午找她谈话，暗示她不要多管闲事，然后她的工位就被翻了。不是巧合。
“我去查他的背景。”宋砚说，“你先回去，今晚不要一个人待在这里。”
“我没事。”林渡说，“他想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不会再来了。”
宋砚看着她，没有反驳。他知道她说的对——李副馆长拿走照片和头发，不是为了威胁她，是为了销毁证据。那缕头发上有她母亲的DNA，如果被拿去做什么手脚，她母亲案子的任何疑点都可能被抹掉。但也正因为东西已经被拿走了，林渡暂时是安全的。
“回去。”宋砚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你需要休息。”
林渡没有再说什么。她转身，走向自己的车。拉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车灯亮了，她看了一眼后视镜——宋砚还站在原地，双手插在裤兜里，路灯照着他的脸，没有表情。她挂挡，开车走了。
后视镜里，宋砚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黑点，消失在夜色中。
警局办公室，晚上九点。宋砚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是李副馆长的履历表。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李国富，五十七岁，籍贯本市。学历：大专。工作经历：二十五年前，城西人民医院行政科科员；二十三年前，城西人民医院行政科副科长；二十年前，城西人民医院行政科科长；十五年前，调任城北殡仪馆副馆长至今。
二十年前。城西人民医院。林渡的母亲林芳，护士，二十年前死在同一家医院工作期间。张明远，内科主治医师，六年前坠楼身亡，也在这家医院工作过。许志远，法医，母亲案的鉴定人，也曾在这家医院担任法医顾问。
宋砚的手指在鼠标上停了一下。他继续往下翻。
李副馆长的学历栏写着“大专”，专业是“行政管理”。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刑侦背景。但他的工作经历和那家医院紧密相连，和林芳、张明远共事多年。“老同事”三个字不是客套，是事实。
宋砚拿起手机，打开和林渡的聊天界面，打了一行字：“他和你母亲、张医生是同事。二十年前都在城西人民医院。你也小心。”
发送之后，他把手机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他的目光落在屏幕上李副馆长的照片上。那张照片是工作证上翻拍的，李副馆长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标准的、和蔼的微笑。那个笑容他见过无数次——在走廊里，在会议室里，在殡仪馆的停车场里。每一次都是那么温和，那么无害。
但现在，那个笑容下面藏着什么？宋砚不知道。但他知道，一个在医院行政科干了十年的人，突然调到殡仪馆当副馆长，跨度太大了。是主动申请，还是被人安排的？如果是被人安排的，被谁安排的？如果是主动申请的，为什么？
宋砚在笔记本上写下几个关键词：城西人民医院、李国富、调职原因、人际关系。然后他合上笔记本，关了灯，走出办公室。
走廊里空无一人，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荡。他经过王副局长的办公室时，门关着，灯也关了。经过技术科，老李还在加班，键盘声噼里啪啦。他停了一下，想进去问问李副馆长的通讯记录有没有异常，但犹豫了几秒，还是走了。
不能让太多人知道他在查谁。
殡仪馆休息室，晚上十点。林渡又回来了。她知道自己应该回家，但她不想回。回家也是一个人，一个人面对那四面墙，一个人想着那些被拿走的照片和头发。
她走到自己的工位前。储物柜的门还是虚掩着，锁扣歪着。她拉开柜门，把里面被翻乱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整理好——工作服叠起来放好，化妆工具摆回原位，那个旧盒子放回最底层。然后她关上柜门，锁扣已经坏了，她用胶带缠了两圈，勉强能固定住。
相框还放在桌上，空空的。她把相框翻过来，打开背面的卡纸，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小照片——是母亲那张黑白遗像的缩小版，她一直随身带着。她把照片塞进相框里，卡好卡纸，重新放回桌上。
然后她坐下来，看着那张照片。母亲的眼睛弯弯的，笑着，像是在看她。
“妈，你的头发被别人拿走了。”林渡的声音很轻，“但我记得你头发的颜色，记得你头发的味道，记得你扎头发的样子。他拿不走的。”
她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手机震动了。宋砚发来的那条消息——“他和你母亲、张医生是同事。二十年前都在城西人民医院。你也小心。”
林渡看着那行字，手指在屏幕上轻轻点了一下。她没有回复，只是把手机放在桌上，继续看着母亲的照片。
同事。李副馆长和她母亲是同事。和孙明远是同事。和许志远也是同事。那支金色钢笔，是“老同事送的”。谁送的？许志远？还是别的什么人？
林渡拿起手机，给宋砚回了两个字：“收到。”
然后她站起来，拿起外套和背包，走出了休息室。走廊里日光灯管嗡嗡地响着，她的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荡。她经过副馆长办公室的时候，门关着，灯也关了。百叶窗拉下来了，看不到里面。但她知道，那支金色钢笔就放在办公桌上，笔帽上的刻痕在黑暗中反着微弱的光。
林渡没有停步。她走出殡仪馆的大门，夜风迎面扑来，凉飕飕的。她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空气凉凉的，带着落叶的味道。
她走下台阶，走到车边，拉开车门，坐进去。她没有立刻发动引擎，而是坐在驾驶座上，看着挡风玻璃外空荡荡的停车场。路灯的光照在水泥地上，灰白色的，像一张空白的纸。
她想起了李副馆长下午说的那句话——“殡仪馆是送人最后一程的地方，不需要侦探。有些事，知道了反而不好。”
她知道那不是警告，是试探。试探她知道了多少，试探她会不会继续查。如果她今天表现出任何犹豫、恐惧、退缩，李副馆长就会知道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一个被吓住了的小员工。如果她表现出异常——太平静，太镇定，太不害怕——他就会知道她已经在查了。
她不知道自己今天的表现够不够好。也许够，也许不够。但她知道，从今天开始，她必须更小心。
林渡发动引擎，挂挡，开车走了。后视镜里，殡仪馆的灯光一点一点地变小，最后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光点。
她回到家，开门，进屋，关门。没有开灯，直接走进卧室，躺在床上。天花板在黑暗中很高很远。她睁着眼睛，盯着那片虚空。
右手还在抖。她把右手举到眼前，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看着那些颤抖的手指。
“不急。”她对自己说，“慢慢来。”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闭上了眼睛。
明天，她还要去上班。还要在走廊里遇到李副馆长的时候，笑着跟他打招呼，说“早上好”。还要走进整容间，戴上橡胶手套，拿起化妆刷，为死者化妆。
然后，她还要继续查。
窗外，夜色正浓。
路灯还亮着，照着空无一人的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