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南走的路，不好走。从成都到重庆，坐的是绿皮火车，慢车，站站停。车厢里人多，挤，没座。我背着蛇皮袋子，站在车厢连接处，靠着门，脚底下放着袋子。风从门缝灌进来，冷。旁边站着一个人，三十来岁，穿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拎着一个编织袋，袋子里鼓鼓囊囊的。
“去哪？”他问我。
“重庆。”
“干啥子？”
“找活干。”
他看了我一眼。“重庆活不好找。人多，活儿少。”我没接话。他说得对，但我没别的地方去。
火车到重庆的时候，天还没亮。站台上人多，扛着大包小包的，喊声、骂声、孩子的哭声搅在一起。我下了车，站在站台上，看着这个陌生的城市。空气潮湿，有一股说不清的味，像是什么东西发了霉，又像是什么东西在发酵。出了站，天慢慢亮了。重庆的路不平，上坡下坎的，走得腿酸。路边有卖早点的小摊，我买了一碗豆花，坐在台阶上吃。豆花是辣的，不习惯，但便宜。
吃完继续走。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馆，在朝天门码头附近，一晚上三块。房间在底楼，潮，被子湿漉漉的，盖在身上不舒服。我放下蛇皮袋子，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像一张地图。我盯着那块水渍，发了好一会儿呆。
第二天，去码头找活。朝天门码头人多，船多，货多。扛大包的、卸货的、拉板车的，都是力气活。我没干过，但能干。问了几个人，都说不要人手。走到一个摊位前，一个中年女的在那卖凉粉，看了我一眼。
“小伙，找活干？”
“嗯。”
“你会啥子？”
“啥都能干。力气活也行。”
她想了想。“我男人那边缺人，码头卸货。你去试试。说是我介绍的。”她男人姓刘，在码头包了一小块活。我去了，老刘看了我一眼，让我扛了一趟货，点了头。
“留下吧。一天十块。管一顿午饭。住的不包。”
我没还价。从那天起，我白天在码头扛货，晚上回小旅馆躺着。扛货的活累，肩膀磨破了皮，晚上躺下来，酸疼。但累有累的好处，累就不想事。倒头就睡，不用翻来覆去。
码头上的人多，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有扛货的，有跑船的，有做小买卖的，也有混社会的。我待了几天，认了不少面孔。有一个常来码头的人，四十来岁，瘦，颧骨高，脸上有一道疤，从眼角拉到嘴角。他穿一件黑色的夹克，手里夹着烟，在码头上转悠，跟这个说两句，跟那个说两句。老刘叫他“疤子”，说他在这一片混得开。
“你离他远点。”老刘说。
“为什么？”
“不为什么。远点就行。”
我没问。但疤子注意到我了。
有一天，我从码头干完活，正要走，疤子走过来，拦住我。“小伙，哪来的？”
“齐齐哈尔。”
“跑这么远，挣钱养家？”
“挣口饭吃。”
他笑了。那张脸笑起来，那道疤更明显了。“晚上有空没？请你吃饭。”
“不去。”
“怕我？”
“不熟。”
他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走了。我回了小旅馆，洗了把脸，躺床上。肩膀上的皮磨破了，贴了两块胶布。外面的码头还亮着灯，有人在喊号子，一长一短，像是在唱歌。
第二天，疤子又来了。这次不是他一个人，带着一个年轻男的，二十出头，穿着一件牛仔衣，头发烫了卷。“这我兄弟，阿勇。”他指了指我，“就是我跟你说那个。”阿勇看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我没理他们，继续扛货。干完了一趟，疤子又过来了。
“我有个活，你干不干？”
“什么活？”
“帮我看个场子。晚上干，不耽误你白天扛货。一晚上给你二十。”
“什么场子？”
“游戏厅。”
我没说话。又是个游戏厅。师父说，有些东西你沾上了就洗不掉。我已经沾了。不差这一回。
“干。”
那天晚上，我跟着疤子去了他的游戏厅。在解放碑附近的一条巷子里，不大，几台游戏机，几台老虎机。老虎机是赌的，投硬币，中了吐钱。我站在门口，看着进进出出的人。有人赢了钱，高兴；有人输了钱，骂。疤子靠在柜台后面，手里夹着烟，看着那些人，像猫看着老鼠。
干到半夜，疤子让我先走。他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递给我。“明天还来。”
我把钱揣进兜里，出了巷子。重庆的夜雾大，路灯昏黄，照在地上像洒了一层灰。解放碑那边还亮着灯，有人在那跳舞，放着音乐，吱吱呀呀的。我蹲在路边，点了一根烟。手指上的茧子又厚了一层。码头的活磨的，刀片练的。
明天还来。不来的话，疤子会不高兴。疤子不高兴，我在这就待不住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南走，还是在往坑里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