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沈梧桐，我妈说，梧桐是吉祥的树，能引来金凤凰。可她不知道的是，梧桐也是一种会受伤的树。它的树皮很薄，经不起磕碰，被硬物刮过之后会留下一道深深的疤痕，那道疤痕会跟着它一辈子，永远都不会消失。我第一次拿起画笔的时候，五岁。那天我妈在厨房做饭，我一个人趴在客厅的地板上，用她的口红在报纸上画画。画的是梧桐树，歪歪扭扭的，树干像一根火柴棍，树冠像一个绿色的棉花糖。我妈从厨房出来，看到满地狼藉，没有骂我。
她蹲下来，看了很久那幅画，然后笑了。“梧桐，你画的是不是咱们家门口那棵梧桐树？”我点头。“画得真像。”她说。后来我才知道，那棵树一点都不像。可我妈说“像”，不是因为我的画技有多好，是因为她想让我继续画下去。她想让我有一个可以躲进去的地方。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她的良苦用心。我妈走了之后，我画了很多她的画像。笑着的她，做饭的她，给我扎辫子的她，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的她。每一笔都是想念，每一笔都是眼泪。那些画堆在我的房间里，堆了厚厚一摞，像一座坟，埋葬了我所有说不出口的话。后来林阿姨来了。她打扫我房间的时候，看到了那些画。“这些画还留着干什么？”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轻到像是在自言自语。可我听出了那轻描淡写背后的东西——她想让我妈从这个家里消失，从墙上消失，从照片里消失，从画里消失。我没有跟她吵。我只是趁她不在家的时候，把那些画全部从画框里取出来，折好，塞进一个旧书包里，带到了学校。那是我最后一次画我妈。不是因为我忘了她，而是因为我不敢再画了。每一次画笔落在纸上，都是一次心碎。我承受不了那么多的心碎，我的心已经碎得差不多了，再碎几次，就连拼都拼不起来了。
转学到南城之后，我本来不想再画画了。可南城一中有美术课，必修的，逃不掉。第一堂美术课，老师让我们画静物。一个陶罐，两个苹果，一块白色衬布。很简单的组合，简单到我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我拿起画笔的时候，手在抖。不是紧张，是一种久别重逢的颤抖。像是你离开了一个人很久很久，以为已经忘了他，可当你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你的身体比你的大脑更早地认出了他。画笔就是那个人。我画得很慢，每一笔都像是在试探——试探我的手还记不记得怎么握笔，试探我的心还记不记得怎么去观察，试探那些被压在心底的东西还愿不愿意出来。画完的时候，美术老师走过来，看了我的画很久。“你学过画画？”他问。“学过。”我说。“学了多久？”“很久。”我说。他没有再问。
他只是在我的画纸上打了一个很高的分数，然后在背面写了一行字：“你的画里有故事，继续画下去。”那行字我至今还记得，因为那是妈妈走后，第一个对我说“继续画下去”的人。从那之后，我开始重新画画。不是被人逼的，是我自己想画。因为画画的时候，我可以忘记很多事情。忘记我妈不在了，忘记我爸不要我了，忘记林阿姨住进了我家，忘记姜听雨那副似笑非笑的表情。忘记所有的恨，所有的痛，所有的委屈和不甘。画笔落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那种声音很好听，像下雨，像风吹过树叶，像有人在低声说着什么。那个说话的人，是我自己。我说：“沈梧桐，你还好吗？”画笔说：“她还活着。”我画了很多画。画南城的梧桐树，画学校后山的桂花林，画陈安安趴在桌上睡觉的样子，画陆程远在操场上跑步的背影。我的画里开始有人了。这是最大的变化。以前我的画里没有人，只有风景。那些风景很美，可它们是空的，像一座被遗弃的花园，花草还在，可没有人在里面生活。现在的画里有人了。有他们的笑，他们的闹，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悲欢离合。我的画不再是空荡荡的风景，而是一个个有温度的、活生生的瞬间。
陆程远第一次看到我的画，是在美术楼的走廊上。那天学校办画展，展出了每个班选送的作品。我的画也在里面，画的是南城老街的一个清晨。青石板路被露水打湿，反着光，两旁的店铺还没有开门，只有一只橘猫蹲在台阶上，懒洋洋地看着镜头。陆程远在那幅画前面站了很久。“这是你画的？”他问我。“嗯。”“那个橘猫，”他指着画面的一角，“是你加上去的吧？”“你怎么知道？”“因为老街的清晨不会有猫。”他说，“可你加了这只猫之后，整幅画就活了。它不再是空荡荡的街道，而是一个有生命的地方。”“你懂画？”我有些意外。“不懂。”他笑了，“可我看得出来，你画画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想着什么？”“想着家。”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你的画里，每一幅都有回家的路。”他说，“梧桐树是回家的路，青石板是回家的路，那只橘猫蹲着的台阶，也是回家的路。”“你在找家。”“用画笔在找。”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也许不是看出来的，是感觉出来的。他的感觉太准了，准到让我害怕——害怕他看穿我所有的伪装，看到那个躲在画板后面、不敢面对真实世界的小女孩。可他没有戳穿我。他只是站在那幅画前面，陪着我，安静地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说：
“沈梧桐，你画得真好。”“谢谢。”我说。“我是说真的。”他转过头看着我，表情很认真，“你的画能让人感觉到温度。不是画得有多像，而是能感觉到你画画的时候，心里是有东西的。”“什么东西？”“我说不上来，”他想了想，“大概就是——你想让别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东西是值得被记住的。”我的鼻子酸了。因为他说得对。我画画，不是为了拿奖，不是为了考学，不是为了任何人。是为了记住。记住那些美好的、温暖的、值得被记住的瞬间。因为我知道，美好的东西太少了。少到如果你不把它们画下来，它们就会像南城的雪一样，落在地上就化了，连痕迹都不留。高二那年冬天，我画了一幅很大的画。画的是我妈妈。不是照片里那个年轻的、扎着辫子的、笑得很灿烂的妈妈，而是我记忆里的那个妈妈——疲惫的、沉默的、眼睛里总有一层雾的妈妈。她坐在阳台上，手里拿着一件没织完的毛衣，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侧脸上，把她的轮廓照得很柔很柔。我画这幅画的时候，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的、慢慢的、一滴一滴地往下掉的哭。眼泪落在调色盘上，把颜料冲开了，混在一起，变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颜色。
我没有擦掉那些眼泪，而是用它们调了色，涂在了画上。那幅画里，有我妈妈的轮廓，也有我的眼泪。画完的那天晚上，我梦到了我妈。她站在一棵梧桐树下，穿着白色的连衣裙，头发散着，风吹起她的裙摆和发丝，她笑着看我，说：“梧桐，你画得真好。”“妈，你怎么知道？”“我一直在看。”她说，“你画画的时候，我就在你身后。”“你能看到？”“能。”她说，“因为你的画里，有我的影子。”我醒过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大片。可我心里不难受，甚至有一点点暖。因为我知道，我妈说的是真的。她一直在，在我的画里，在我的记忆里，在我每一次拿起画笔的时候。高考前，学校要求每个美术生交一幅毕业创作。我想了很久，不知道画什么。画风景？画人像？画静物？画那些我画了无数遍、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的东西？不。我要画一幅不一样的。我要画一幅画，送给那些在我生命里出现过的人。画布很大，一米乘一米二。我在上面画了很多人——我妈站在最中间，穿着白色连衣裙，笑得眼睛弯弯的。陆程远在她左边，手里拿着一杯豆浆，耳朵红红的。陈安安在他旁边，扎着马尾辫，正在往嘴里塞零食。姜听雨站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笑着，像一朵不争不抢的小花。
我爸站在最后面，头发花白，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林阿姨不在画里。不是我不原谅她，而是我觉得，她不应该出现在这幅画里。这幅画里的人，都是我爱的人。我不爱她，所以她不配出现在这里。莫原野也不在。不是我不爱他，是我不敢画他。我怕我一画他，就会把他画得太好。好到舍不得送走，好到想把他藏起来，好到那些好不容易压下去的东西又会翻涌上来。所以我没画他。可我在画的右下角，画了一片梧桐叶。很小很小的一片，夹在所有人的脚边，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到。那片梧桐叶，是莫原野。他不需要出现在画面中央，不需要被人看到，不需要被任何人记住。他只需要在那里，在我画的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待着。就够了。画展那天，陆程远来看我的画。他在那幅画前面站了很久很久，久到画展都快结束了，他还站在那里。“梧桐，”他的声音有些哑，“你把所有人都画进去了。”“嗯。”“你为什么没画我给你的那条项链？”我愣了一下。“那条梧桐叶项链，”他指了指画中的自己，“脖子上是空的。”我看着他，看着他认真的表情，忽然笑了。“因为项链在我脖子上，”我说，“不在你脖子上。我画的是你，不是我自己。”
他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几秒，然后笑了。“也对。”我的画得了全校最高分。美术老师说，这幅画有灵魂。我知道灵魂在哪里。不在构图，不在色彩，不在任何技巧性的东西。在我画每一笔的时候，心里想着的那个人。想着我妈的时候，我的笔触是柔软的。想着陆程远的时候，我的色彩是温暖的。想着陈安安的时候，我的线条是活泼的。想着姜听雨的时候，我的用色是温柔的。想着我爸的时候，我的笔触是复杂的——有恨，有怨，有心疼，有一点点快要原谅了他、可还没完全原谅的犹豫。所有这些情绪揉在一起，变成了这幅画。这就是我的方式。别人用语言表达爱，我用画笔。不是因为我不会说话，而是因为有些话，说出来太轻了，画出来才够重。很多年以后，我成了一个画家。不算有名，只是在一些小画廊里办过几次个人展。来看的人不多，可每一个来的，都会在某幅画前面站很久。
他们站的那幅画，往往是画的城市风景。南城的老街，南城的梧桐树，南城的那场大雪。他们不知道的是，那些风景里，藏着一个人。陆程远不在画面里，可他藏在每一幅画里。藏在梧桐树的枝叶间，藏在老街青石板的反光里，藏在雪花飘落的轨迹里。因为每一幅画，都是我看着他想出来的。他是我画画的原因。因为有了他，我的画里才有了光。以前的我，画画是为了忘记。忘记痛苦，忘记背叛，忘记那些不想记得的事情。现在的我，画画是为了记住。记住美好，记住温暖，记住那些值得用一生去珍藏的瞬间。这就是我和美术的关系。不是师生，不是朋友，不是恋人。是我和我自己的对话。是我和这个世界的和解。是我在找不到家的时候，用手里的画笔，一笔一笔地，画出一个家来。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