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了？不想吃？”我问。“不是。”他低下头，拿起勺子，舀了一勺放进嘴里，嚼了很久。“梧桐，你以后每天都给我送饭好不好？”“我哪有那时间？”“那就一周送三次。”“陆程远，你是高考，又不是瘫痪。”他被我噎了一下，差点被饭呛到，喝了口水顺了顺，然后笑了：“你说得对，高考而已，又不是瘫痪。我自己去食堂吃。”“这就对了。”我坐在他旁边，看着他吃饭。他吃得很急，像是有人跟他抢似的，腮帮子鼓鼓的，像一只塞满了坚果的松鼠。我忍不住笑了，他抬头看我，嘴角还沾着一粒米饭，问我笑什么，我说没什么，就是觉得你可爱。他的耳朵又红了。我发现陆程远的耳朵红起来特别快，比他的大脑反应还快。他的大脑还在处理“她说我可爱”这个信息的时候，他的耳朵已经完成了从粉红到深红的全部色阶变化。“你耳朵又红了。”我说。“没有。”他否认。“有。”“没有。”“陆程远，你的耳朵在发烧，你感觉不到吗？”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耳朵，烫得缩了一下手，然后彻底放弃了辩解，低下头继续扒饭，速度快得像是在跟时间赛跑。我笑得更开了。五月中旬，发生了一件让我措手不及的事。我爸来了。他来南城出差，顺便来看我。这是他的说法。可我知道，他不是“顺便”
，是专门来的。因为他在电话里说“梧桐，爸爸想你了”的时候，声音是抖的。我以前从来没见过我爸因为想我而声音发抖。以前在他的世界里，重要的东西太多了。林阿姨的情绪、姜听雨的学习、单位的升职、家里的装修，每一件事都排在我前面。我是他优先级列表里最靠后的那一个，需要处理的事情都处理完了，才会想起我。可他变了。从他把我妈妈的照片重新挂回墙上开始，从他去给妈妈上坟开始，从他打电话给我、声音发颤地说“爸爸想你了”开始，他就在变。变好还是变坏？我不知道。可我知道的是，他在努力。努力做一个好父亲，努力弥补过去那些年的亏欠，努力让我感觉到——他还是我爸。我们约在学校附近的一家茶馆见面。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在了。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茶，手里拿着一份报纸，可他的目光没有在报纸上，而是看着窗外发呆。半年多不见，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多了好几道，眼袋很重，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内部掏空了一样，只剩下一个壳子。他听到脚步声，转过头，看到了我。那一瞬间，他的眼睛亮了一下。
那种亮不是陆程远看我的时候那种亮，不是莫原野看我的时候那种亮，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更浑浊的、带着愧疚和心疼和不敢靠近的亮的。“梧桐，”他站起来，声音有些发紧，“来了。”“嗯。”我坐在他对面。服务员走过来，我点了一杯柠檬水。我爸加了一壶新茶，把凉的那壶换掉了。沉默。我们之间隔着很多年的隔阂，隔着很多没说完的话，隔着很多流过的泪和流过的血。这些东西像一堵墙，把我和他隔在两边，我们坐在墙的两侧，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先开口。最后还是我先开了口。“爸，你最近身体怎么样？”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主动问他身体的事。“还行，就是血压有点高，吃着药呢。”“按时吃了吗？”“吃了，每天都吃。”“酒呢？还喝吗？”“戒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有些心虚，“基本上戒了。”“基本上？”“就是——偶尔喝一点点。应酬的时候，推不掉。”我看着他的眼睛，他躲开了我的目光，低下头，手指在茶杯的杯壁上无意识地画着圈。“爸，”我的声音放轻了，“你把酒戒了吧。高血压不能喝酒，你比我清楚。”他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那个点头的幅度很小很小，小到几乎看不出来。可我看到了，因为我的目光一直定在他身上，没有移开过。“梧桐，”
他终于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爸爸这次来，是有件事想跟你说。”“什么事？”他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给自己鼓劲。然后他从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信封上什么字都没有，可它的厚度告诉我，里面装的不是信。“这是什么？”我没有接。“你打开看看。”我拿起信封，撕开封口，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桌上。是一叠照片。照片上的人，是我妈妈。年轻的、还没结婚的、扎着两条辫子的、笑得很灿烂的我妈妈。照片里的她站在一棵梧桐树下，穿着白色的连衣裙，风吹起她的裙摆和辫子，她用手按住被风吹乱的头发，对着镜头笑得眼睛弯弯的。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妈妈。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总是疲惫的、沉默的、脸上带着若有若无的愁容。她会笑，可她的笑从来没有到达过眼底。她的眼睛总是蒙着一层雾，像是一个被困在笼子里太久的鸟，已经忘了天空的样子。可照片里的这个妈妈不一样。她的眼睛是亮的，是清澈的，是没有被生活磨掉光泽的。她不是一个妻子，不是一个母亲，不是谁的附属品。她就是她自己。一个年轻的、自由的、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女人。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照片上，落在妈妈的脸上，落在她的白裙子上，落在她笑容的弧度上。“这些照片，”我抬起头，看着我爸，声音已经哑了，“你从哪里找到的？”“你外婆家。”他的声音也很哑，“你妈妈年轻时候放在娘家的，我一直不知道。前段时间你外婆收拾老房子，翻出来的，让人捎给了我。”“外婆……”“你外婆身体不好，一直在住院，所以没告诉你。她说等身体好点了，再来看你。”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外婆，我妈妈的妈妈，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跟我有血缘关系的长辈。她一直在住院，而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以为她不关心我，以为她不在乎我这个外孙女，以为她跟我爸一样，把我忘了。可她没有。她只是老了，病了，没有力气来见我。就像我妈妈一样。“梧桐，”我爸的声音从对面传过来，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脆弱，“爸爸以前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妈妈。爸爸知道错了，真的知道了。”“爸爸不指望你原谅我，爸爸只求你一件事。”“什么事？”“你好好的，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不要像你妈妈一样，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咽到最后咽不下了，人就没了。”
“你妈妈走了以后，爸爸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钱，不是房子，不是面子。是人在。人在，什么都有。人不在，什么都没了。”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那个在我印象中永远不会认错、永远不会低头、永远不会承认自己脆弱的老头子，坐在南城一家不起眼的茶馆里，当着我的面，哭得像个孩子。没有声音，没有哭喊，只有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他面前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里。我看着他的眼泪，看着他花白的头发，看着他消瘦的肩膀和爬满皱纹的脸，忽然觉得那些恨意，那些在心里堆积了那么久的、我以为永远都不会消融的恨意，正在一点一点地、像春天的雪一样，慢慢地融化。不是因为我原谅了他。是因为我不想再恨了。恨一个人太累了，累到我没有力气去爱那些值得我爱的人。“爸，”我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掌心有一层厚厚的茧。这是握了一辈子笔杆子的手，也是一双从来没有好好牵过女儿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