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2日之后，我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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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河第三天，我们进入第一个苏联城镇——科韦利。
没有抵抗。
边境防线已被撕开，路上散着整套的军用物资：步枪、背包、军帽、弹药箱，还有卡车。很多是好的，油还在，能打火。
弗里茨爬进一辆车，手在方向盘上来回摸了一圈。
“比我爸的出租车新。”他说。
库尔特在后车厢翻出一件苏军大衣，拍了拍，折好，塞进背包。
“冬天用得上。”
那天三十度。
没人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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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是卢茨克。罗夫诺。
名字从霍夫曼的地图上移下来，变成脚下的土。
每天三十公里，有时候是四十。
坦克在前面打，打完了，我们就跟上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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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北面的消息传下来：
布罗迪—杜布诺一线，苏军装甲反攻。
持续一周。
等我们经过战场边缘时，只剩一片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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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像拖拉机的坦克侧翻在路边，炮塔被掀开。
舱口边挂着半具尸体，手指离地面几厘米。
脸被烧焦了，比烤焦的面包还糊。
旁边一辆铁疙瘩。
履带断在第三负重轮后侧，断口发黑。
炮管抬着，固定在一个方向上。
弗里茨站在下面看了很久。
“这种，我们打不穿。”
瓦尔特蹲下来，捡起一块装甲碎片，用拇指按了按断面。
“正面很难。”他说，“侧面、履带、或者贴爆破。”
他把碎片丢开，看了眼那具尸体。
“人死了，车就是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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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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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离基辅不到一百公里。
命令改了。向南，乌曼。
没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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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一直在走。
土路被碾成粉，一脚下去没过靴帮。队伍带起的灰挂在空中，久久不散。前面人的背影一直在灰里。
军装从灰色变成土色。汗在肩胛位置反复浸透，干了结盐，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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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的时候脑子会空出来。
脑子里很安静。
脚在走，别的地方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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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开始用向日葵杆卷烟。
切碎，晒干，混一点真烟草。
很呛。
他照样抽。
库尔特帮他切，切得很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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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接近乌曼。
地图上是个小点。
但所有人都在往那里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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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把地图摊在弹药箱上。
“第6集团军，第12集团军。”
他用指尖点了两下。
“这里。”
手往两侧一合。
“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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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会师。
口袋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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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五天，我们只做一件事。
收紧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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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军向外冲。
不只一两次，是一整天又一整天。
坦克、炮、步兵、骑兵，一起压过来。
机枪架在高地，从早打到晚。
枪管红了就换。
副射手手上一直有备用管。
弹壳堆在旁边，越来越高。
我射击，装弹，射击，装弹。
记不清第几发了，我不知道在想什么，回过
神来继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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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弗里茨左臂被弹片划开。
伤口不深，但翻开。
我帮弗里茨按住伤口。
卫生兵缝合，他嘴里咬着烟。
没点。
缝完，套回袖子，继续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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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库尔特吐了。
蹲在坑里，把口粮吐干净。
手抓着土，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然后停下来，头转向另一边。
瓦尔特把手放在他肩上，停了一会儿。
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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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枪声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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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阵地出来。
地面上全是东西——车、炮、尸体。
颜色混在一起，分不开。
空气有味道。
粘在衣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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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虏往后走。
一队接一队。
走得很慢。
很多人带伤。绷带发硬，变色。
他们低着头，
不看两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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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里有个军官。
后来才知道是第12集团军司令——波涅杰林。
他走到我面前的时候，看了我一眼。
没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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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生火。
没人说话。
班里有个人叫莱斯特，慕尼黑人。平时大大咧咧的。
莱斯特点了根烟。
烟传着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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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蹲下来，摊开地图。
手电的光在上面移动。
“基辅。”他说。
停了一下。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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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地图折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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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往火里添了一根木头。
火压下去，又起来。
那一晚很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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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东边还是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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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着，把枪放在胸口。
枪膛有股焦味了。
弹夹发烫。
手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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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茨打鼾。
库尔特手腕上缠着念珠。
瓦尔特没睡。
天亮前有点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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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收拾东西，列队。
霍夫曼站在路边。
手按在枪套上。
指向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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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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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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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没有变化。
瓦尔特在前。
弗里茨在后。
库尔特在旁边。
我跟在后面。
有一样东西还在，但没人提。
在后来，
它不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