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穆勒是我的名字。
在巴伐利亚，这名字像黑麦地里的黑麦一样。父亲叫汉斯，祖父也叫汉斯。
我母亲说这是你爷爷和父亲的名字——母亲说这名字靠得住。我觉得她只是省事，没什么好说的。
二十二岁那年夏天，我穿上原野灰的军装，站在车站月台上。
我和母亲拥抱了一下，
父亲没看我，拍了拍我的肩膀。
妹妹格蕾琴踮起脚尖吻了我的脸。
“带一盒巧克力回来。”她说。她笑了下。
我点点头，
亲了一下她的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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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施万多夫的春天没有变。
椴树又开花了，烦死了，香得人头晕。收音机天天播着战报，一个接一个名字。
元首说要建一个千年帝国，关我什么事，我就想活着回去给格蕾琴带一盒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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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我在慕尼黑完成入伍。
军医盖章。发军装。发靴子。最后是一支步枪——毛瑟98k。
枪托是胡桃木的，纹路清晰。金属件上有一层薄油，摸上去发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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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八周。
听说标准是十六周，但东线要很多人。
排长霍夫曼少尉，普鲁士人，说话短，声音硬。他站在那像个绷直的木头一样。
“枪托抵紧肩窝。”
我照做。
“不是靠着，是抵紧。”
我又做了一遍。
“再来。”
肩膀开始发麻。
“好。继续。”
我照做。
旁边的弗里茨在偷懒，我看见了，没说。
弗里茨·鲍曼是那时候认识的。
弗里茨这个人话很多，老是跟我说话，时间久了，我也就偶尔敷衍一下他。
柏林人，头发总是乱蓬蓬的，烟瘾很大。他用废电池点亮灯泡的时候，我蹲在旁边问他，“你为什么会这个，你家里是修理工吗？”
他抬头对着我咧嘴一笑，“这是西门子学徒的特有手艺。”
“回去以后我要买辆自行车。”他说。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很认真。
瓦尔特·克劳泽，四十五岁，矿工。
这个人很闷。
他话少。但动作稳。训练从不出错。
他领口别着什么，但被衣领挡了一大半。
库尔特·科瓦尔斯基，十八岁。
点名的时候军士喊“科瓦尔斯基”，他应了一声。我问他“你是波兰人？”，他说“我母亲是。”我没再问。
念珠不离手。每天睡前祈祷。
声音有时候烦得我睡不着觉。
弗里茨笑过他一次。
瓦尔特看了弗里茨一眼。
之后没人再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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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周结束。
霍夫曼说我们“勉强算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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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中旬，我们上车向东。
车厢挤满人。汗味、皮革味、枪油味。
弗里茨靠在我肩上睡。嘴里叼着烟，没点。
库尔特在数念珠。
瓦尔特闭着眼，
他没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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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穿过波兰。
田野在后退。农民停下马车，看着我们，然后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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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霍夫曼把我们叫到车厢一头。
声音很低。
“明天凌晨，过河。”
只有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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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机枪走。”
“不要单独行动。”
“你身边的人，比你的枪更重要。”
他扫过车厢的每一个人。
到我这里，我觉得他停了一下。
然后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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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后，车厢就安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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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下，将双手放在脑后垫着。
看着车顶。
我想起了面包房的烤炉、妹妹的脸和妹妹的笑容。
格蕾琴小时候怕黑，非要我陪着才肯睡。
弗里茨用肘肘了我一下。
“汉斯。”
“干嘛。”
“打完仗你想干什么？”
我想了一下。
“还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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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划了一根火柴，
在黑暗的车厢的一点光，
手抖了一下，点了一根烟。
他吸了一口。
“我就不一样了，我打算去做修理工然后娶妻子。”
“长得顺眼会做饭就行了。”
然后递给我，我接过吸了一小口。
然后我递给瓦尔特。
瓦尔特递给库尔特。
库尔特吸了一口，呛了一下，但没咳。
库尔特弹念珠弹得更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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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转了一圈，回到弗里茨手里。
还剩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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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吧。”瓦尔特说。
他那晚就说了一句话。
格蕾琴亲我的时候垫了脚尖。
闭上眼。
数铁轨。
咚、咚、咚。
她以前亲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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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轨以东，天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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