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尽管早上有了新的感悟,但法医的工作依旧在继续。
晚上九点十七分,法医中心地下一层的灯还亮着。走廊尽头那间解剖室的门缝里透出白光,像刀片一样切开黑暗。熊砚站在水槽前,刚用清水冲过手,指尖还有点凉。他没擦干,就这么甩了两下,转身走向操作台。
台面上躺着一具男性尸体,盖着半截白布,身份信息卡夹在金属托架上:某三甲医院退休神经科主任医师,死亡时间约十二小时前,初步判定为心源性猝死,无家属认领,由市局统一调度送检。
熊砚盯着那个名字看了两秒。不是太久,刚好够他把口罩戴上,拉到鼻梁上方。
他打开记录仪,报了时间和编号,声音平得像读天气预报。然后掀开白布,露出死者面部——一张松弛但轮廓清晰的脸,眉毛浓,法令纹深,嘴唇微张,像是临终时还想说什么。熊砚的手指搭上手腕内侧,皮肤温度已经降到底了,但触感还在。
没有声音。
他皱了下眉,收回手,戴上手套,拿起手术刀。
胸腔切口标准、利落,一刀从胸骨上窝划到底端。他动作不快,也不慢,像在做一场例行训练。肋骨剪开,心包暴露,心脏完整,表面无明显淤血或破裂。他用镊子轻轻提起心尖,翻看背面组织。
就在器械碰到左心室的一瞬,耳边响了。
“……不是猝死……是灭口……他们来了……”
声音沙哑,断续,像老式收音机调频失败时的杂音。说话的人语气急,带着明显的喘息和恐惧。
“周明诚……别信实验资料……”
熊砚的手停在半空,刀尖悬着一滴暗红的液体。
他没抬头,也没动,只是缓缓闭了下眼。再睁开时,手指已经移向耳后,轻轻按了一下——这是他控制听觉聚焦的习惯动作,没人知道是为了压制什么。
“你说的实验资料,是谁在查?”他在心里问,没出声。
灵魂不会回答问题。它们只会重复自己最放不下的事。
那声音又来了,这次更碎:“……孩子……高烧……数据错了……他们在名单上……都在……”
重复三次,戛然而止。
熊砚放下刀,脱掉外层手套,走到桌边,抽出笔录本。纸页翻到中间,他写下:“死者意识清醒至临终前,存在明确恐惧反应;体表无外伤,但神经系统应激指标异常升高,疑涉非自然死亡。”字迹工整,毫无波澜。
这行字能过审。也必须过审。
他合上本子,重新戴好手套,走出解剖室,刷卡进入冷藏库。冷气扑面,他没迟疑,径直走向编号03的抽屉——那是这具尸体暂存的位置。拉开,再次掀开盖布,伸手触碰死者手腕。
“你说的孩子,是不是我?”
依旧没回应原话。
只有那一句残片再度浮现:“……数据错了……他们都在名单上……”
然后彻底沉寂。
他知道,该说的都说完了。
他把盖布拉好,关上抽屉,站了几秒,才转身离开。回解剖室的路上脚步没变,但太阳穴已经开始胀。不是剧痛,是那种熟悉的、钝刀磨骨头的闷压感,伴随着耳道深处低频嗡鸣,像有台老旧冰箱在他脑袋里启动。
他没去药柜拿止痛片,也没坐下休息。
回到办公室,灯一开,电脑屏幕亮起。他登录系统,调出这位医生的职业履历:从业三十五年,专攻儿童神经发育障碍方向,曾参与多项市级科研项目。简历干净得不像话。
他关掉窗口,打开私人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空白页,用红笔写下三个词:
周明诚
灭口
实验资料
笔尖顿了顿,他在下面画了一条横线,接着写:“所有旧案,同源。”
写完,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没有惊讶,也没有愤怒。只有一种冷而稳的认知,像一块冰慢慢沉进水底——那些曾经让他头痛欲裂的死者低语,那些零散的情绪碎片,那些看似无关的案件细节,全在这几个词面前自动对齐了。
他合上本子,关闭电脑,拉灭灯。
窗外是黑的,楼下偶尔有警车驶过,顶灯扫过墙面,蓝光一闪即逝。他走到窗边站着,手插在白大褂口袋里,摸到了那个小药瓶。他拿出来,放在桌上,摆在台灯旁边,瓶盖没拧开,就那么立着。
风吹动窗帘一角,带起一点灰。
他没动,也没打电话,没发消息,没留下任何外出的痕迹。只是静静地站着,看着外面那片静得发沉的夜色。
他知道现在该做什么。
也知道不能做什么。
至少现在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