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中，我的父亲是那个身材高大，常常出差，回家后第一时间喜欢把我举的很高，总是给我讲故事的人，所以父亲每次要出门时我都会很不高兴。他每次回家都会背着一个又大又沉的帆布背包，里面除了几本书之外就是各种各样的工具，有刷子、卷尺、喷壶和形状不一的小铁铲。当然还有一个让他爱不释手的上海造海鸥4型相机，我当时八九岁的年纪，正是好奇心强的时候，所以总想拿来摆弄，他发现之后都会非常严厉的批评我一番，这时我母亲就会来打圆场：“孩子摸一下还能坏了？就你的东西就金贵！”我父亲就会一本正经的说：“里面都是发掘现场的照片很重要不能乱动，”说完就会小心翼翼的收起来。对于父亲来说他的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他是北方某知名大学考古系的副主任，除了整天研究古代文献资料就是去外地挖土，至少在当时的我看来是这样，可是父亲在1978年去陕西南郊的一次野外考古工作中离奇的失踪了。
放下手中的全家福照片，我从以前的回忆中缓过神来，转眼十五年了！现在是1993年，也是我从英国陆军退伍回家的第一天，是的，我一个中国人在英国当了六年兵，只因为父亲失踪后的第五年，母亲从急切的等待中慢慢死了心，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如火如荼，中外交流很是广泛，出现了几次出国大潮，来中国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有一个来华做生意的英国商人与我母亲相识，两人很快就结了婚，现在想来她多半是为了我才做了这样的选择。我对这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十分的反感，他喜欢朝我笑，但是他说的中国话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办完各种出国的手续，到了曼彻斯特才发现，这生活习惯差别实在太大了，开始去学校时语言又不通，经常会和同学误会打架，几次我都闹着要回国，不管生活的怎样还是觉得在中国好，跟发小和同学们一起爬树上墙多有意思啊！可是转眼间我都快成半个英国人了。但是，无论在外国待多久，总会有一种错位感，无论如何都是很难真正融入其中，就算是当地人百分之百的接受你，从骨子里你永远不可能真正属于这里，即便是我从十几岁就在这里生活。
我的母亲和老外继父专门为我精心准备了一个小型的荣归聚餐，在后院的草坪上摆了一张大桌子，架上烤肉炉，从房檐牵到树枝上的几串灯泡，暧色的光照的后院满是温馨，参加的人有我继父的大儿子和二女儿，就是我的继哥哥和继姐姐，还邀请了我两个最好的朋友Adrian（艾德瑞安），我们都叫他“挨打，”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金色发白的头发，偏瘦但很精神，我们是中学同学，刚开始他很是看不惯我这个中国同学，总是想办法和我找事，经过一次次大打出手的较量之后我们两个居然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看来不能随便认怂这条铁律是通行世界的，有时候你越是一味的退让，对方越是会得寸进尺，所性拿出一股爱谁谁的劲儿来反倒没人敢轻易惹你！另一个是中国同胞，叫罗爱文，但人不如其名，一点儿都不爱文的，以前常常挂到嘴边的一句话就是“Bruce Lee forever(永远的李小龙)”因为他长的五大三粗，最主要的是他的脑袋比别人都大一号，在我们那几个华人小孩里都叫他“罗大头”从小长在曼城唐人街，母亲早年去世了。他家长老爷子在唐人街开了一家中医诊所，一手祖传正骨针灸的手艺，可以说是名震唐人街。因为他经常会和他爹一起回国采买药材，有时候还会在国内住一阵子，所以说话口音完全不像其他唐人街的华裔，却有一口比较地道的北方普通话，上学的时候我们因为同是中国人，会显得比较有亲切感，所以很快就混在一起成了死党，而且以前我们在唐人一起收拾过去他老爹诊所捣乱的地痞，激战之中，我右手被玻璃碎片划开过一个一寸多长的口子，罗大头一直对此十分感激。说到地痞这群体的存在，也是不分地域种族，有人的地方基本都有，而且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欺软怕硬。那时我们学校放假时作为华裔，基本上都去唐人街一带扎堆儿，因为同在异国他乡，也只能同胞在一起才有共同语言，能聊到一起，吃到一起。所以罗大头家的诊所就是我们的根据地，还有就是罗大头的老爹不但医术了得，而且可以说是博古通今，经籍典故，正史野闻，神话传说，没有他不知道的，尤其是中国历代古器珍宝他能说一天不带重样儿的，经常听的我们是心驰神往乐不思蜀！特别是在我听来，有种回到小时候，父亲给我讲类似这些故事的情景！
聚餐简单但气氛非常融洽，我们聊了很多以前有意思的事情，多年中西结合的生活让我的老外继父和哥哥姐姐几乎也成了中国通，而且他们也对中国的文化越来越感兴趣，聊到兴起我们约定找个时间一起回中国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