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荷华州的十二月，风从加拿大一路刮下来，穿过玉米带，穿过那些已经收割完毕、裸露着灰褐色茬子的田野，刮到得梅因郊外这座农机拍卖场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拍卖场的灯是那种老式的卤素灯，挂在钢架上，被风吹得摇摇晃晃，把人和机器的影子甩来甩去。戴尔·麦考密克站在人群最外围，手插在旧帆布外套的口袋里。拍卖台上停着他的联合收割机，约翰迪尔S780，二零二二年买的，当时花了五十多万美元。今天起拍价是百分之二十，没人举牌。百分之十五，没人举牌。百分之十，有人举了，一次，然后放下了。最后成交价不够他还银行贷款的零头。他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台收割机被一个从伊利诺伊来的二手贩子拍走。那个贩子拍完之后走过来递名片，说以后有机器要卖直接打我电话。戴尔没接，只是看着他自己的收割机被拖车拉着驶出拍卖场，尾灯在冬夜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那条通往州际公路的岔道上。
他今年五十七岁，种了一辈子地。父亲种地，祖父种地，曾祖父从爱尔兰逃荒到这儿，种了一辈子地。麦考密克家在这片土地上活了一百四十年，经历过干旱、虫灾、大萧条、贸易战，没有一次让他的家人觉得种地是一件活不下去的事。直到今年。不是天灾。是丰收。所有人都丰收了。全球都丰收了。理事会推演出的新种子、新土壤、新灌溉，让地球另一边的非洲人吃饱了饭，让爱荷华的玉米堆在仓库里，价格跌得比收割机的柴油费还低。他的仓库里现在还堆着几万蒲式耳的玉米，卖不出去，做乙醇没人要，做饲料没人要，运到港口的运费比卖价还高。银行催款单压在厨房桌上，他妻子没拆，他也没拆，已经叠了一小摞，像一叠不算厚的扑克牌。邻居汤姆上个月把地卖了，卖给一家做垂直农场的科技公司，搬去了佛罗里达。临走前汤姆在车库前烧旧家具，戴尔站在马路对面看着，什么都没说。他现在想起那个场景，后悔当时没问汤姆一个问题——你是怎么下定决心烧掉自己一辈子的。
芝加哥南区的恩格尔伍德社区，同一个冬天。
拉托尼亚·布朗下了夜班，从CTA红线下来，在街角的便利店买一袋面包和一盒鸡蛋。她站在收银台前掏出手机的时候，便利店老板阿卜杜拉正在看一个阿拉伯语新闻频道，屏幕上是一片非洲的麦田。阿卜杜拉指着屏幕说，你看，他们也有吃的了。她看了一眼，哦了一声，然后扫码付款。鸡蛋比上个月便宜了一些，面包也是。肉也便宜了。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以前每个月的食品券不够用，后半个月要靠罐头和方便面撑过去。现在同样的钱能买到的东西多了，她甚至可以在周末给孩子们做一顿完整的早餐。她不知道什么叫丰穗行动，不知道什么叫全球粮食安全，不知道爱荷华的农民正在拍卖他们的收割机。她只知道这个月冰箱里多了几盒鸡蛋，孩子在早上上学之前能吃到煎蛋和吐司。
她回到家，两个孩子已经睡了。她坐在厨房的折叠椅上，打开手机刷社交平台。一条视频弹出来，她认出来那是邻居丹尼斯——一个六十多岁的白人老头，住在这条街上最破的那栋房子里，平时沉默寡言，偶尔在门口修他那辆永远修不好的皮卡。但此刻他在镜头前哭。他说他儿子在墨西哥被毒贩杀了，案子悬了十几年没破。清脉行动把杀他儿子的毒贩抓了，引渡回了美国。他说，我从来没想过我这辈子能看到这一天。
拉托尼亚看完视频，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窗外的雪。她不认识丹尼斯的儿子。但她想起自己的表哥，前几年因为吸毒过量死在芝加哥西区一间废弃的公寓里。她不知道杀他的是谁，也许没有具体的人可以杀，是毒品本身杀了你，是你的生活杀了你，是你每天醒来发现什么都没有变好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麻木的那种感觉杀了你。她没有哭。她只是把鸡蛋放进冰箱里，明天早上还要给孩子做早饭。
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一个在地图上不放大就找不到的小镇。
亨利·沃克的理发店开在镇上的主街上，已经开了三十年。店面不大，三张椅子，两面镜子。早上八点开门，下午五点关门。以前主街上热闹的时候，光顾他理发店的人能从早排到晚。现在主街空了，一半的店面贴着出租的牌子，另一半开着但没什么生意。他的理发店一天来不了几个客人。不是因为粮食跌价——密西西比的农民早就把地卖了，他们的土地在几十年的工业化农业中被大公司吞并，他们早就不靠种地活着。不是因为毒品——这个镇太小，毒贩都懒得来。只是因为工作没了。先是农业的工作没了，然后是制造业的工作没了，然后是服务业的生意也没了。
那个驻点的社区公共空间开在旧邮局改的房子里，离他的理发店只隔两条街。亨利不知道是谁开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愿意出钱在这个被遗忘的小镇开一个免费的地方。他只知道，那个地方有暖气和干净的厕所，有茶和水，有共享工具库，有人在周末教孩子编程。他从外面看过好几次，但一直没进去。
终于有一天，他推开门走进去了。驻点员是个年轻的黑人女孩，从亚特兰大来的，说话带着一种他很多年没在格林维尔听到过的认真和专注。她说，亨利先生，您会理发。理发也是一种技能。我们这个社区有几十个老人和小孩需要理发，他们去不起孟菲斯的理发店，也坐不起车。您愿不愿意在这里开一个社区理发角？设备我们来配，您来剪。作为回报，老人们的家属会在时间银行里为您记账——比如老约翰逊的儿子是电工，可以帮您修店里那个坏了两年的电闸。
亨利站在旧邮局的大厅里，看着那个年轻人正在给一群孩子讲什么是电路，看着窗外主街上空荡荡的商店和开裂的路面，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松动了。他说，好。他后来在理发角挂了一块牌子，写着“亨利理发，不用钱”。来剪头发的人越来越多，老人、小孩、失业的年轻人。剪完有人会给他塞几个鸡蛋，有人会帮他倒垃圾，有人会给他讲讲今天在手机上看到了什么新闻。他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在空荡荡主街上等死的老人。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理发师。
沃尔玛配送中心，亚特兰大。
玛丽亚·桑切斯在这里做了五年分拣员。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站到腰和膝盖都没有一处不疼。她的时薪涨过两次，从十三美元涨到十五美元，从十五美元涨到十七美元。不是老板善良，是招不到人。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这个行业——不是不工作，是换了工作。她的同事萨拉去了一个垂直农场，在亚特兰大郊区一栋四层楼高的白色建筑里种生菜，不需要弯腰，不需要在冷库里站一整天，时薪比她高。同事卡洛斯去学电工，说技能重塑平台不收费，学完驻点直接对接就业。玛丽亚问他不怕被骗吗，卡洛斯说，驻点不是骗子。驻点是理事会的。
这些事玛丽亚都看在眼里。她不知道理事会是什么，只知道它做了一些事，让鸡蛋便宜了，让面粉便宜了，让她的邻居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但她自己还在沃尔玛的配送中心里站着，每天十个小时，腰疼，膝盖疼。她不是不想换工作，她今年四十三岁，英语不是母语，用电脑只会基本的操作。那些新工作、新技能、新平台，对她来说太远了。她说，那扇门是开着的，但开在二楼。你得先爬上去才能进门，而我没有那把梯子。
丹佛郊外，一个叫朗蒙特的卫星城。
艾米丽·陈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一名大三学生，主修社会学。她的学期论文题目是《后稀缺时代的尊严重构》。这个题目是她导师建议的，导师说，你如果想研究真问题，不要待在博尔德，去朗蒙特。朗蒙特以前是个农业小镇，现在正在被重新定义。旧的农场破产了，新的垂直农业公司搬进来了，社区中心在旧谷仓里开了起来。她在调研笔记里写过一件事。有一天下午她在一家合作社改建的社区厨房里遇到一个老妇人，老妇人叫贝蒂，七十多岁，以前是农场主的妻子，现在她的地租给了一家做精准灌溉的科技公司，自己不种了。贝蒂每周三会来社区厨房做一顿饭，她说她做了一辈子饭，以前只给丈夫和雇的工人做，后来工人们不来了，她就只给丈夫做。现在丈夫去世了，她就来这里做，给谁都可以。艾米丽问她，你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怎么样。贝蒂说，比以前好。以前我做饭是一份义务，现在我做饭是一份礼物。
艾米丽在论文里写道：“三场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了两类截然不同的群体。一类是物质上的受损者，他们的生计被技术进步摧毁。另一类是精神上的受益者，他们的人生在匮乏被解除之后，重新获得了意义。这两类人可能住在同一个社区，去同一家便利店，在同一个社区中心里吃饭。但他们的感受完全相反。而这两种感受都是真实的。”
芝加哥的雪停了。拉托尼亚早上六点半被闹钟叫醒，进厨房打了四个鸡蛋，煎了吐司，叫醒两个孩子。孩子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她说没什么特殊的日子，就是早餐。丹尼斯今天要去墓园，告诉他的儿子坏人被抓了。他穿了一件熨烫整齐的深蓝色衬衫，这是他唯一一件能穿得出门的衬衫。他在路上遇到拉托尼亚在门口倒垃圾，对她点了点头，拉托尼亚也对他点了点头。阳光从社区中心新装的光导管里照下来，照在雪地上，反射出一片刺眼的白。丹尼斯眯起眼睛，拉托尼亚把垃圾袋扔进桶里，拍了拍手。主街上，亨利的理发店还没开门，但旧邮局改造的社区中心里已经有人进进出出。有人开始搬椅子，在门外支一个免费的咖啡摊。那几个失业的年轻人正在跟驻点员学编程，屏幕上跳动着绿色的代码。戴尔在拍卖场卖掉了最后一台拖拉机，他在空荡荡的仓库门口站了很久，然后走回家，打开厨房桌上那叠催款单，开始一封一封地拆。他妻子站在旁边，没有说话，只是给他倒了一杯咖啡。窗外的玉米田里，一个银灰色的驻点集装箱安静地立在晨雾中，像一枚被随手放在大地边缘的棋子。
美国农业部在年底发布了一份报告，措辞极其谨慎。报告称，过去一年，美国农业领域流失了逾七万个中小型农场，农业就业人口降幅创下历史纪录。与此同时，食品加工业和农业科技产业的就业人数增加了近十万个岗位——新岗位和旧岗位不在同一个行业，不在同一个地区，甚至不在同一种技能树里。受益者和受损者不是同一群人。
全球公共福祉基金的美洲分部也发布了一份独立评估报告。报告称，过去一年，北美地区共有超过三百万人通过公共技能重塑平台完成了至少一门课程的培训，其中约两百万人实现了就业转型。超过四十个城市的城中村和低收入社区完成了居住尊严改造试点，惠及约五百万居民。社区公共空间覆盖范围迅速扩张，时间银行系统注册人数持续上升。
但报告最后附了一行不起眼的备注：“上述受益群体的中位数年龄为三十一岁。受损群体的中位数年龄为五十四岁。年轻人在适应。老年人在承受。”
美国社会学协会的年度研讨会上，一位学者引用了一个古老的比喻：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是一列火车，载着一部分人驶向未来，而另一部分人则被留在月台上。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但这一次不太一样。这一次，车速太快，以至于一部分坐在车厢里的人也在晕车。而月台上的人没有在愤怒地挥舞拳头，他们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车尾灯消失在夜色里。因为他们知道，下一趟车也不是为他们准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