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过了琼州海峡，窗外的世界就不一样了。
陈根生趴在车窗上，眼睛几乎贴在了玻璃上。他看见了海——真正的海，不是鱼塘，不是水库，是一眼望不到边、蓝得发黑的大海。海面上有白色的浪花，一艘船远远地驶过，像一片叶子飘在水上。
车厢里有人在喊：“到了到了，海南到了！”
陈根生把手机掏出来，想拍一张照片，想了想又收了回去。他想把这片海留给秀兰看，但不是现在。现在他拍的每一张照片，秀兰都会觉得是在安慰她。
他不想再骗她了。
火车停在海口站，陈根生背着帆布包下了车。一股湿热扑面而来，他下意识地把棉袄拉链拉开。正月十六的中原还是零下，海口已经是二十七八度，阳光毒辣辣地照在头顶上，晒得头皮发疼。
他站在出站口，眯着眼睛看着这个陌生的城市。
椰子树。到处都是椰子树。路边、广场上、居民楼的院子里，高高大大的椰子树像一把把撑开的绿伞，树顶上挂着一串串绿色的椰子。天空蓝得不真实，蓝得像PS过的图片。空气里有咸味，是海的味道，还混着一种他从来没闻过的花香，甜丝丝的，腻腻的。
“老板，坐车不？”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凑过来，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车斗里铺着一块花塑料布。
“去万宁多少钱？”
“三百。”
“太贵了。”
“那你坐大巴嘛，去汽车站，五十块到万宁。”男人指了指方向，骑着三轮车走了，留下一股呛人的尾气。
陈根生坐上了去汽车站的公交车。车上人不多，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把包放在腿上。公交车晃晃悠悠地穿过海口市区，他看见了一排排的高楼大厦，看见了穿着短袖短裤的行人，看见了路边摊上摆着的没见过的水果——红色的、黄色的、紫色的，圆形的、长条形的、带刺的，花花绿绿的，叫不出名字。
他想起自己在中原农村种的那两亩麦子，一年到头就收一茬，忙活大半年，除去化肥、农药、种子钱，剩不下几个。再看看这地方，一年四季都能长东西，随便插根棍子都能发芽。
这块土地，养人。
到了汽车站，他买了一张去万宁的大巴票，五十二块钱。大巴车上有空调，凉飕飕的，跟外面的湿热是两个世界。他靠着椅背，迷迷糊糊地又睡了一觉。
再醒来的时候，车已经到了万宁。
他下了车，给叔叔陈建军打了个电话。
“叔，我到万宁了。”
“你在车站等着，我去接你。”叔叔的声音还是那样，低沉、简短，像发号施令。
等了大概四十分钟，一辆破旧的三轮摩托车突突突地开过来，开车的是一个瘸腿的男人，五十多岁，皮肤晒得黝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迷彩短袖，戴着一顶草帽。
“根生！”
陈根生认出来了，是叔叔陈建军。他比上次见面老了很多，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走路的时候右腿一拖一拖的，但他站得笔直，腰杆挺得像一棵树。
“叔。”陈根生走过去，叫了一声。
陈建军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目光在他的帆布包上停了一下，没说什么，只说了一句：“上车吧。”
陈根生上了三轮摩托车，坐在车斗里。陈建军发动车子，突突突地往城外开去。
路越走越偏，从柏油路变成了水泥路，从水泥路变成了土路。两边的高楼越来越少，农田越来越多。椰子树、香蕉林、菠萝田，一片接一片地往后倒。
“叔，还有多远？”
“半个小时。”
陈建军没有问他为什么离了婚，没有问他欠了多少钱，没有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一句话都没问。只是开着车，沉默地穿行在海南的乡间公路上。
陈根生坐在车斗里，风吹在脸上，热乎乎的。他把棉袄脱了，只穿着一件长袖T恤，还是觉得热。
三轮摩托车拐进了一条更窄的土路，两边是密密匝匝的香蕉林，宽大的叶子伸到路中间来，从他们身上扫过去。陈根生抬手挡了一下，叶子打在手臂上，软软的，带着一股青涩的味道。
又开了几分钟，眼前豁然开朗。
一片山地出现在面前，山坡上种满了树，高的是椰子和菠萝蜜，矮的是香蕉和木瓜。地是红褐色的，松松软软的，踩上去像踩在棉花上。
“到了。”陈建军把车停在一栋两层小楼前面。
小楼是砖混结构的，外墙刷了白石灰，有些地方脱落了，露出里面的红砖。楼前有一个院子，院子里种着几棵木瓜树，木瓜结得密密匝匝的，从树干一直挂到树顶，像一串串绿色的铃铛。两棵沉香树，树冠茂密，树干直径都有30多公分，其中一棵有许多孔像是被烧红的铁棍弄出来的，叔说是人工种香。
一个穿花衬衫的女人从楼里走出来，五十来岁，圆脸，皮肤有点黑，眼睛很大，笑起来很和善。
“根生来了！”她说的是带海南口音的普通话，“快进来快进来，外面热。”
“婶婶。”陈根生叫了一声。
婶婶姓黄，叫黄玉英，是本地黎族人。她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两只手在花衬衫上擦了擦，接过陈根生的帆布包，拎着往里走。
“吃饭了没有？我给你煮面。”
“还没。”
“等着，马上就好。”婶婶进了厨房，锅碗瓢盆响了起来。
陈建军坐在院子里的塑料凳子上，从裤兜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把烟盒递给陈根生。
陈根生摆摆手：“叔，我不抽了。”
陈建军看了他一眼，把烟盒收回去，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
“你的事，你爹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一点。”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沉，“他没说全，我也没问全。我就问你一句——你是来散心的，还是来干事的？”
“干事的。”
陈建军看了他几秒钟，点了点头。
“那就好。散心的住几天就走了，干事的能留下来。”他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院子边上，指着面前那片山地，“这片地，三百二十亩，种的是菠萝蜜和香蕉。菠萝蜜一千二百棵，香蕉八千多株。另外后山还有五十多亩荒地，一直没开，长满了荆棘和灌木，我也懒得弄。”
他看着陈根生：“你要干，这些就交给你。我腿不行，走不了远路，这几年都是请人管的，管得一塌糊涂。你要是能管好，挣了钱你拿大头，我拿小头。你要是管不好，也没关系，就当来叔这儿散散心，啥时候想走了，我给你出路费。”
陈根生看着那片山地，看着那些挂满了果子的菠萝蜜树，看着那片红褐色的、肥沃的土地。
他想起河南老家那片黄土地，想起冬天的麦田，想起小时候跟着爹在地里刨红薯，手指冻得通红。
他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是泥土和青草的味道，还混着一种甜甜的果香。
“叔，我干。”
陈建军又点了点头，把烟掐灭在脚底下，瘸着腿往屋里走。
“先吃饭，吃了饭我带你去地里转转。”
婶婶端着一碗面出来了，是海南的汤粉，细细的米粉泡在鸡汤里，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撒着葱花和几片青菜。
陈根生接过来，蹲在院子里吃。
粉很滑，汤很鲜，蛋是溏心的，一咬开蛋黄就流出来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吃过一顿热乎饭了，在河南过年的那些天，他吃得不少，但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来，像嚼蜡。
这一碗汤粉不一样。
这是海南给他的第一顿饭。
热热的，鲜鲜的，带着一股暖意，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
他吃完面，把碗递给婶婶，说了声谢谢。
婶婶笑着说：“客气啥，一家人。”
一家人。
这三个字让陈根生的鼻子酸了一下。
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过这三个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