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秀兰的妹妹秀梅来了。
秀梅嫁到了县城，老公在教育局上班，日子过得不错。她每年过年都回来一趟，带些县城的东西——给孩子的玩具、给父母的补品、给姐姐的衣服。每次来，秀兰都要在灶房里忙半天，做好几个菜招待妹妹。
今年也一样。
秀梅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头发烫了卷，化了淡妆，站在院子里，像一朵从城里移栽过来的花，跟这个灰扑扑的院子格格不入。
“姐！”她喊了一声，拎着大包小包进了灶房。
两个女人在灶房里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陈根生在堂屋还是能听到一些。
“……他又借了？”
“没借。”
“那上次那个木材厂的合同咋回事？人家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联系不上根生，问我知不知道他在哪儿。”
陈根生的手顿了一下。
木材厂。吴志强。
电话打到秀梅那儿去了。这说明吴志强已经开始查他的社会关系了。先是电话，下一步可能就是上门。
“……秀梅，你别管了，我跟他会处理。”
“姐，你还要跟他过到啥时候？”秀梅的声音大了一些，“他欠那么多钱，你跟着他图啥？图他一年到头不在家？图他让你跟孩子担惊受怕？”
“秀梅！”
“姐，我不是那意思，根生哥人是好人，踏实肯干，可他现在窟窿太大了，几百万的债，一辈子都未必能还清。我是心疼你。你看看你，才三十七，看着像四十五的。你手上的冻疮，每年冬天都烂，你就不能对自己好点？”
这些年，她亲眼看着姐姐从温柔爱笑的模样，熬得满脸沧桑、满心疲惫，看着她日日惶恐、夜夜难眠，被债务和人情折磨得遍体鳞伤。做任何一个普通人，早就抽身离开、及时止损。
可王秀兰低头抹掉眼角泪水，语气温柔却无比坚定，轻轻摇了摇头。
然后是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他是两个孩子的爸。”
二十年夫妻风雨，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她可以共富贵，更愿意共患难。她可以委屈、可以疲惫、可以落泪，却绝不会在丈夫最落魄、最走投无路的时候，转身离开、弃他而去。
这份情义，胜过世间所有名利浮华。
“就这一个理由？”
“这一个就够了。”
秀梅看着固执坚韧的姐姐，无奈叹气，再也劝不动半句。
陈根生站起来，走出了堂屋。
他不想听了。
不是不想听，是不敢听。他怕再听下去，他会冲进灶房跟秀梅吵起来。他不能跟秀梅吵，秀梅说得对，每句话都对。
他走到院子后面的厕所，蹲在墙根底下，又点了一根烟。
他在想一个问题——他到底图啥？
折腾了这么多年，图啥？图钱？钱没挣到。图名？名声臭了。图家人过好日子？好日子没过上，好日子过到头了。
那他图啥？
他想起二十岁那年，第一次去郑州，站在二七塔下面，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心想：我这辈子不能跟我爹一样，在地里刨一辈子食。
他觉得城里好，楼房高，马路宽，人们穿得干净体面。他想成为那样的人，穿皮鞋、打领带、坐在办公室里签合同。
后来他真的签了合同。
签了一堆坑他的合同。
他苦笑了一下，把烟掐灭，站起来，回了堂屋。
秀梅已经走了。灶房里只剩秀兰一个人在收拾碗筷。孩子们在院子里骑小三轮车，一圈一圈地转，笑声把整个院子填满了。
陈根生走进灶房，站在秀兰身后。
“我来洗。”
“不用。”
“我来。”
他从秀兰手里拿过洗碗布，弯着腰，在水池里洗。水是凉的，刺骨的凉，他的手指很快就冻麻了。但他没停，一个一个地洗，洗完摞在灶台上。
秀兰站在旁边，看着他。
“秀梅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她说。
“她没说错。”
“她说没说错是一回事，我愿不愿意是另一回事。”秀兰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递给他。
是一张银行卡。
“这里面有八千块，我这一年攒的。超市打工，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攒下的全部工资，没动过一分。你拿走，去海南能用上。”
陈根生看着那张卡，没接。
“秀兰，你攒点钱不容易——”
“你更不容易。”秀兰把卡塞进他棉袄的口袋里，拍了拍，“你在外头，身上没钱不行。我在家，有吃有喝，花不了什么钱。”
“康康和果果——”
“有我在，饿不着他们。”秀兰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温柔而坚定的光，“根生，我跟你说过，我不怕穷。我怕的是你自己垮了。你要是垮了，这个家就真散了。”
陈根生把那张卡攥在手心里，指节发白。
八千块。
加上爹给的两万三，李国栋的两千，一共三万三。
离两百万还差得远。
但这三万三，每一分都是他这辈子收到的最重的钱。
他想说谢谢，说不出口。他想说对不起，也说不出口。他站在灶房里，手里攥着那张卡，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
父母掏出养老活命钱，妻子倾尽全年血汗钱，唯一的旧友送来微薄愧疚钱。
世人皆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唯有至亲之人，拼尽全力托住坠落深渊的他。
他半生闯荡，输了生意，输了钱财，输了体面，输了所有风光，可唯独赢了家人最纯粹、最滚烫的真心。
秀兰看懂了他的表情，笑了一下，笑得很浅，只有嘴角动了动，眼睛里却有什么东西碎了。
她说：“你别说了，我都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