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康康已经等在门口了。
小男孩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是秀兰在镇上集市买的，打折的，三十块钱。袖口已经磨得起了毛，领口上沾着早上喝粥留下的印子。他就那样站在铁门边上，两只手扒着门框，探出半个脑袋，看见陈根生从巷口拐过来，整个人像弹簧一样弹了出去。
“爸爸！草莓！”
陈根生蹲下来，把装草莓的塑料袋举高，康康蹦着去够，够不着，急得直跺脚。
“叫爸爸。”
“爸爸爸爸爸爸！”
陈根生笑了，把草莓递给他。康康抱着袋子转身就跑，跑了两步摔了一跤，草莓洒了几个出来，他顾不上哭，赶紧爬起来捡草莓，一边捡一边回头看他爸，生怕被抢走似的。
秀兰从院子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块湿毛巾，蹲下来给康康擦手，一边擦一边说：“先洗手再吃，手上全是土。”
“不洗！”
“不洗不给吃。”
康康瘪着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最后还是乖乖伸出了手。秀兰给他擦干净，从袋子里挑了一个最大最红的递给他。康康接过去咬了一大口，汁水顺着嘴角往下淌，糊了一下巴。
陈果从屋里跑出来，披头散发的，刚睡醒的样子，揉着眼睛说：“我也要。”
“有你吃的。”秀兰又挑了一个递给女儿。
陈根生站在院子中间，看着两个孩子蹲在台阶上吃草莓，你一口我一口，吃得满嘴红彤彤的。母亲从灶房端着一盆水出来倒，看见孩子们吃草莓，嘴里念叨着“少吃点，一会儿吃饭了”，但脸上的笑是藏不住的。
爹从堂屋里出来，手里拿着那个搪瓷茶缸，看了一眼孩子们，又看了一眼陈根生，说了一句：“进来，我跟你说个事。”
陈根生跟着爹进了堂屋。
爹坐在八仙桌前，把茶缸放在桌上，没有马上说话。他先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放下，拿起桌上的遥控器把电视关了，又把手机扣在桌上，做完这些，才开口。
“你那个事儿，到底咋样了？”
陈根生知道爹问的是什么。
“快了，再过一年——”
“别跟我说再过一年。”爹打断他，声音不大，但很沉，“你跟我说再过一年说了多少回了？前年说去年，去年说今年，今年又说明年。根生，我不是三岁小孩。”
陈根生没说话。
爹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叠得四四方方的，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沓钱。一百的、五十的、二十的，新旧不一，有的还粘着胶带。
“这是两万三，”爹把钱推到他面前，“你妈喂的猪，卖了十二头，留了两头过年，玉米也卖了，这是剩下的钱。你拿走，该还谁还谁。”
陈根生看着那沓钱，没动。
“拿着。”
“爹，我不能要——”
“你拿着！”爹的声音突然大了，拍了一下桌子，桌上的茶缸震了一下，水溅了出来，“你在外头欠人家那么多钱，你让我跟你妈在家能安心过年？你把钱拿去还了，能还一点是一点，人家大过年的别找上门来，让我跟你妈丢这个人！”
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
丢人。
陈根生听懂了。
爹不怕他欠钱，爹怕的是丢人。在这个村里，欠钱过年是最大的丢人。别人家过年放鞭炮、贴对联、串亲戚，他家要是有人上门讨债，这个年就没法过了。
他把钱拿起来，攥在手里。
纸票子被攥得皱巴巴的，他的指节发白。
“爹，这钱算我借的，以后我还——”
“还什么还？”爹站起来，端起茶缸走了，走到门口停了一下，背对着他说，“根生，我就你一个儿。我跟你妈快七十了，还能活几年？我们留着钱干啥？还不是给你留着。”
说完他走了出去。
陈根生坐在堂屋里，手里攥着那两万三千块钱，看着八仙桌上那道裂缝。那道裂缝从他小时候就有了，那时候他觉得这道裂缝像一条河，很大，现在看，不过是一条细细的纹路。
他把钱装进兜里，两万三，加上李国栋的两千，两万五。
两百万债里的两万五。
像往大海里扔了一块石头。
他正要站起来，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广州的。
他接起来。
“陈根生吗？”对面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南方口音，语气很冲。
“我是，你哪位？”
“我是广州白云区法院的，姓周。你是不是有一笔欠款没还？债权人叫钱德胜，起诉你了，案子在我手上。你什么时候来拿传票？”
陈根生的脑子嗡了一下。
钱德胜。
就是那个做局的甲方。200多万预付款打过来，材料买不到，逾期要赔3倍违约金。他硬着头皮高价从外地调货，做完项目一算，亏了将近100万。
钱德胜还欠着他一部分工程款没结，现在倒先把他告了？
“周法官，钱德胜欠我工程款，怎么是他起诉我？”
“那我就不知道了，判决书写的是你欠他钱。具体你们之间有啥纠纷，你来法院说。”
“我什么时候欠他钱了？”
“合同上写的违约条款你没看？逾期进场罚款，罚款从工程款里扣，扣完了你还欠他九十万。白纸黑字，你自己签的字。”
又是这句话。
白纸黑字，你自己签的字。
陈根生觉得胸口堵得慌，像被人用拳头抵住了。
“周法官，那个合同是他设的局，材料商跟他是一伙的，整个区域都没货，就是逼我违约——”
“你说这些没用，法庭上要讲证据。你有没有证据证明他跟材料商串通？有没有录音、有没有聊天记录、有没有证人？”
陈根生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他有证人吗？当时负责采购的小王，是他临时雇的，事情出了以后人就跑了，电话都打不通。材料商那边的负责人，他连面都没见过，都是钱德胜介绍的。整个采购过程，他连一份像样的询价记录都没留。
他唯一的“证据”，就是他自己的判断——他觉得这是个局。
但法官不看感觉，看证据。
“我给你一个星期，你来拿传票。不来也没关系，法院可以公告送达，照样开庭。缺席判决，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电话挂了。
陈根生坐在堂屋里，手机贴在耳朵上，好半天没放下来。
窗外，康康和果果在院子里追着玩，笑声响亮得像两串鞭炮。秀兰在灶房跟母亲说话，声音断断续续地传过来，什么“肉切厚了”“火再大点”。
多好，大家都在过年。
而他坐在这热闹的中间，像一截泡在水里的木头，慢慢下沉。
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阳光很好，冬天的太阳不毒，照在身上暖洋洋的。院子里晒着几床被子，蓝底碎花的被面被风吹得鼓起来，像船帆。
秀兰从灶房出来，手里端着一盆洗好的衣服，看见他脸色不对，问：“咋了？”
“没事，爹给了我两万三，让还债。”
秀兰把盆放在水池边，拧开水龙头，水哗哗地流。她弯腰搓衣服，头也不抬地说：“那个钱不能要。”
“我不要，爹非要给。”
“还回去。”秀兰的声音很平静，但手里的动作重了，“爹妈攒点钱不容易，那是他们养老的钱。你把钱拿走了，他们以后咋办？”
“我说了算借的。”
“借？”秀兰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陈根生看不懂的东西，不是生气，也不是心疼，是一种很复杂的、说不清的情绪，“根生，你借的东西还少吗？你还得起吗？”
这话像一盆冷水，从头顶浇下来。
院子里忽然安静了。
只有水龙头的水还在流，哗哗地响。
秀兰说完就后悔了，低下头继续搓衣服，搓了几下，又抬起头：“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是哪个意思？”陈根生的声音不大，但很硬，“你是说我还不起了？我是欠钱了，但我没说不还，我——”
“好了好了，不说了。”秀兰打断他，把搓好的衣服拧干，抖开，搭在晾衣绳上，“我不是跟你吵，我就是心疼爹妈。”
陈根生没再说话，转身进了屋。
他把爹给的那两万三从兜里掏出来，放在枕头底下，又把李国栋的两千放在旁边。两摞钱挨着，一摞厚的、一摞薄的，像两座小山。
然后他坐在床沿上，掏出手机，翻到王秀兰的微信对话框。
上面是他们这几天的聊天记录，全是关于孩子的。
“康康的咳嗽还没好利索，你回来带他去卫生院看看。”
“果果学校要交下学期的书本费，一百二。”
“妈说今年过年少买点肉，吃不了。”
每一条都是具体的事，每一条后面都藏着同一个意思——钱。
他打了几个字：“秀兰，对不起。”
打完了又删掉。
对不起有什么用？
他把手机扔在床上，仰面躺下去，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水渍，形状像一只展开翅膀的蝴蝶，去年下雨屋顶漏水留下的。他想过去年说过要修，结果忙忘了。
很多事都忙忘了。
忘了修屋顶，忘了给康康买生日礼物，忘了跟秀兰的结婚纪念日，忘了爹的降压药吃完了要买。
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翻身”上，翻来翻去，把自己翻进了坑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