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的偏厅里，烛火燃了一整夜。林昭坐在桌前，面前摊着从废宅搜出的几封信。信纸已经有些皱了，边角磨损，墨迹有些洇开，但字迹还是清晰的。太傅的字遒劲有力，一笔一划都透着居高临下的从容，即使是在写密信的时候，也没有丝毫慌张。
她已经盯着这几封信看了两个时辰。
信的内容她早就背下来了——“海外之财已妥藏，待风头过后可取。”另一封回信更具体：“银子已运至广州港，藏于东三号仓。船已备好，随时可出海。”
但广州港那么大，东三号仓在哪里？广州港有几十个仓库，编号混乱，有的按方位，有的按商号，有的按货物种类。她需要更精确的信息。
林昭将信纸举起来，对着烛光看。纸的纤维粗细均匀，是上等的宣纸，但没有什么暗纹或水印。她又将信纸翻过来，看背面——空白，什么都没有。
她闭上眼睛，脑子里反复回放那两行字。
“海外之财已妥藏，待风头过后可取。”“银子已运至广州港，藏于东三号仓。船已备好，随时可出海。”
等等。第一封信里，“海外之财已妥藏”——这是太傅写的。第二封信里，“银子已运至广州港，藏于东三号仓”——这是余党头目写的回信。两封信的措辞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每句话的第一个字。
林昭猛地睁开眼睛。
她拿起第一封信，看第一句话：“海”外之财已妥藏。第一个字是“海”。第二句话：“待”风头过后可取。第一个字是“待”。两句话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海待”？不对。
她拿起第二封信。第一句话：“银”子已运至广州港。第一个字是“银”。第二句话：“藏”于东三号仓。第一个字是“藏”。第三句话：“船”已备好。第一个字是“船”。第四句话：“随”时可出海。第一个字是“随”。
“银藏船随”？不对。
林昭将两封信并排放在桌上，把每句话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海外之财已妥藏”的第一个字是“海”，“银子已运至广州港”的第一个字是“银”，“藏于东三号仓”的第一个字是“藏”，“待风头过后可取”的第一个字是“待”，“船已备好”的第一个字是“船”，“随时可出海”的第一个字是“随”。
海、银、藏、待、船、随。没有意义。
她换了一个思路。也许是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太傅的信：“海外之财已妥藏”的最后一个字是“藏”，“待风头过后可取”的最后一个字是“取”。余党的回信：“银子已运至广州港”的最后一个字是“港”，“藏于东三号仓”的最后一个字是“仓”，“船已备好”的最后一个字是“好”，“随时可出海”的最后一个字是“海”。
藏、取、港、仓、好、海。还是不对。
林昭揉了揉太阳穴，站起来走了两步。烛火跳动着，将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她重新坐回桌前，拿起余党回信的那一张，再看一遍。
“银子已运至广州港，藏于东三号仓。船已备好，随时可出海。”
她用手指点着每一个字，一个一个地念：“银、子、已、运、至、广、州、港、藏、于、东、三、号、仓、船、已、备、好、随、时、可、出、海。”
广州港。东三号仓。
等等。这句话里，“广州港”三个字是地名，“东三号仓”是仓库编号。但东三号仓的“东”字，可以理解为“东边的三号仓”，也可以理解为“东三号”是一个完整的编号。
如果“东三号仓”就是“东三号仓”，那地址已经很清楚了。但为什么余党要在信里写“银子已运至广州港”？为什么不直接写“已运至广州港东三号仓”？
林昭拿起太傅的那封信，再看一遍。“海外之财已妥藏，待风头过后可取。”妥藏——妥当地藏起来了。藏在哪里？没有说。
两封信合在一起看。太傅写“海外之财已妥藏”，余党回信确认“银子已运至广州港，藏于东三号仓”。这意味着，太傅的指令是模糊的，余党在执行之后才把具体地址回报。
但余党回信的时候，用的是明码——没有加密，没有暗语。他就不怕信被截获吗？还是说，他认为没有人会查到他？
林昭盯着“东三号仓”四个字，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
她拿起另一封从废宅搜出的信——不是太傅的，也不是余党头目的，是另一个余党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内容乱七八糟，像是随手写的草稿。信的末尾有一行小字：“三号仓东”。
三号仓东。
不是“东三号仓”，是“三号仓东”。东边的三号仓。
林昭的心跳加快了几分。她拿起余党头目的回信，再看——“藏于东三号仓”。如果这句话不是“东三号仓”，而是“东，三号仓”呢？
“银子已运至广州港，藏于东。三号仓。船已备好，随时可出海。”
东——东边。三号仓——第三个仓库。
林昭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
“这是藏头诗！”她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偏厅里回荡，“每句话的第一个字连起来——不，不是第一个字，是每句话的关键字。‘银子已运至广州港’——广州港。‘藏于东三号仓’——东三号仓。但‘东三号仓’不是编号，是‘东’和‘三号仓’。东边的三号仓！”
她拿起木炭，在白纸上写下了几个字：“广州港东，三号仓。”
萧景行推门进来的时候，看到林昭站在桌前，手里攥着木炭，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桌上摊着十几封信，白纸上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广州港东三号仓”。
“查到了？”萧景行问。
林昭点头，将信纸折好塞进袖中：“广州港东边，三号仓。你带人去。”
萧景行没有犹豫：“我带人去广州。”
林昭看着他，想了一下：“带上小六。”
萧景行愣了一下：“小六？”
“他懂水性。”林昭说，“太傅的银子如果藏在船上，不光在仓库里。小六能下水，万一银子被沉到水里了，他能捞。”
小六被叫进来的时候，正在厨房里偷吃馒头。腮帮子鼓得像只仓鼠，嘴角还沾着馒头渣。听到林昭说让他去广州，他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广州？”小六嚼了两口，把嘴里的馒头咽下去，“师父，广州是不是有海？俺没见过海。”
“有。”林昭说，“你去不去？”
“去！”小六把手里的馒头塞进怀里，“俺还没出过长安城呢！”
三日后，广州港。
广州比长安热得多，虽然是初冬，但太阳还是毒辣辣的，晒得人头皮发麻。码头上堆满了货物，木箱、麻袋、陶罐，一层叠一层，像一座小山。搬运工光着膀子，肩上搭着麻布，喊着号子，将货物从船上搬下来，又从岸上搬上去。海风吹过来，带着咸腥味和鱼腥味，混着汗水的气息，呛得人直咳嗽。
萧景行带着四个衙役，沿着码头一路向东走。
东边的仓库比西边的旧，房子低矮，墙面斑驳，有些屋顶已经塌了一半，用油布盖着。仓库的编号很乱，有的用油漆写在门上，有的用木牌挂着，有的什么都没有。
他们找到了“一号仓”“二号仓”，然后——
“三号仓。”萧景行站在一扇破旧的木门前，门上用红漆写着“三号仓”三个字，字迹已经褪色，但还能看清。门没有上锁，只是用一根木栓别着。
萧景行拔掉木栓，推开门。
仓库里空空荡荡的。
地上有脚印，很多脚印，新的旧的叠在一起，有的往里面走，有的往外面走。还有车辙印，两轮车，轮子宽，压得很深，说明拉的东西很重。角落里散落着几根麻绳和一张破油布，油布上沾着油渍和泥土。
“来晚了。”萧景行蹲下来，摸了摸地上的车辙印。印子还很新，边缘没有塌陷，是两三天内留下的。他站起来，走出仓库，问守在附近的一个码头工人。
“这间仓库，前几天谁用过？”
码头工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皮肤晒得黝黑，满脸皱纹。他看了一眼三号仓，摇了摇头：“这仓库空了有几个月了。前几天倒是有人来过，深更半夜的，听说是搬东西。”
“搬到哪里去了？”
工人指了指码头方向：“搬到船上去了。一艘大船，桅杆上挂着蓝旗的那艘。”
萧景行看向码头。码头上停着十几艘船，有大有小，有帆船有货船。他扫了一眼，没有看到蓝旗。
“那艘船呢？”
“走了。”工人说，“三天前，连夜走的，往南边去了。船上的人行色匆匆，连货都没卸完就跑了。”
萧景行的心沉了一下。
他走到码头边，登上几艘船查看。在一艘废弃的货船上，他发现了一本账册。账册被压在船舱角落里，上面盖着一块破布，像是被人匆忙藏起来的，没来得及带走。账册的封面是牛皮纸的，没有写字，翻开一看——
密密麻麻的记录。
时间、金额、收贿人、国别。太傅向突厥、吐蕃、高丽等国的官员行贿的详细账目，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有些条目旁边还标注着“已付”“未付”“待核实”的字样。数额惊人——白银、黄金、丝绸、茶叶、药材，价值连城。
萧景行的脸色越来越凝重。他的手在发抖，账册在他手中微微颤动，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太傅……”他低声说，“你疯了。”
他合上账册，大步走回码头，叫来一个亲信：“连夜写信，送长安。告诉林昭，证据已获，但主犯逃往海外。账册涉及多国，建议上报陛下。”
亲信领命，翻身上马，疾驰而去。
萧景行站在码头上，看着南方灰蒙蒙的海平面。海风吹过来，咸腥味扑鼻，他的头发被吹散了。
账册还在他手里。太傅的罪证又添了一项——通敌叛国。不是普通的通敌，是向多个国家同时行贿，出卖大唐的边关情报，换取他们的支持。这笔账，皇帝一定会跟他算。
但主犯跑了。船往南去了，也许是去交趾，也许是去真腊，也许是去更远的地方。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太傅的余党还在逃，太傅的钱还在海外，太傅的关系网还在运转。
长安城，大理寺。
林昭坐在偏厅里，手里攥着萧景行送来的信。信纸已经被她攥皱了，边角磨损，字迹有些模糊。
“证据已获，但主犯逃往海外。账册涉及多国，建议上报陛下。”
她将信放在桌上，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
太傅的账册找到了。这是好事。但主犯跑了，这是坏事。跑了的人会再回来，带着更多的钱，更多的人，更多的仇恨。她必须在他回来之前，把所有的网都收紧。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天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块巨大的铅板。远处的皇陵方向，先帝的白骨还躺在棺椁里，等着她给一个交代。
她摸了摸袖中的解剖刀。
“海外……”她低声说，“太傅，你跑不掉的。”
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吹灭了桌上的蜡烛。
偏厅暗了下来，但林昭的眼睛是亮的——亮得像两团火。
